如果撇開其他因素僅僅從戰略設計角度而言，魯肅的“江東對”，要比諸葛亮的“隆中對”更具有可行性。那么，為什么“隆中對”在歷史上更為出名，而“江東對”除了專業歷史工作者很少有人知曉，顯然不是由于這一戰略更為成功，而是其他原因造成的。
漢末各方的戰略構思上，還有一個值得研究的參照，這就是曹操的戰略。曹操作為“清平之奸賊，亂世之英雄”（《后漢書·許劭傳》之評語，《三國志》注引孫盛《異同雜語》作“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實際上在起事之初并無明確的戰略。他的謀士荀彧，對曹操戰略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荀彧建議曹操以兗州為根據地，就像劉邦保關中、劉秀據河內一樣看待兗州。“將軍本以兗州首事，平山東之難，百姓無不歸心悅服。且河、濟天下之要地也，今雖殘壞，猶易以自保，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不可以不先定。”“深固根本，以制天下，進足以勝敵，退足以堅守，固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三國志·荀彧傳》）更重要的是，荀彧還建議曹操迎接漢獻帝到許，“挾天子以令諸侯”。此后，曹操有了穩定的立足地盤，有了皇帝為自己背書的合法性權力來源，迅速成了氣候。相比之下，袁紹的短處立顯。沮授曾建議袁紹“宜迎大駕，安宮鄴都，挾天子而令諸侯，畜士馬以討不庭，誰能御之”（《三國志·袁紹傳》注引《獻帝傳》），但袁紹心懷疑慮而不聽。后來田豐又建議袁紹襲擊許都以迎天子而定天下，袁紹照樣不聽。縱觀曹操，始終堅持“挾天子”的政治優勢，卻再無其他相對固定的戰略。所以，曹操的戰略，是沒有固定方向的柔性戰略。他不過是一直在打類似于“尊王攘夷”的正統牌，王牌不變，使用王牌的手法上卻隨機應變。這種戰略似乎很老套，而且平淡無奇，但曹操邊走邊看，智謀迭出，把自己的牌打得有聲有色，且由曹丕繼承打到了三國的最后。以戰略思想的眼光看，曹操的戰略是另一種路數，它不進行要素分析，而是確定一個戰略抓手，然后靈活展開，最接近于明茨伯格所說的“手藝型戰略”。相比較之下，諸葛亮的戰略最為理想化，魯肅的戰略最為務實，曹操的戰略最為成功。
盡管三國的戰略在本質上都是先成就霸業后統一天下，但在戰略使命上有明顯差別。曹操的使命是在平亂中擴展，東吳的使命是在擴展中稱帝，而蜀漢的使命是在動蕩中復漢。漢語中的“戰略”與“策略”差別較大，管理學中來自西方的“戰略（Strategy）”一詞，與“策略”本來就是一回事。國外所謂的戰略管理，往往兼容漢語中的“戰略”和“策略”于一身。如果不考慮實施策略，那么諸葛亮的“隆中對”最能激動人心；如果使命和策略兼顧，那么魯肅的”江東對”最能統合二者；如果策略優先，那么曹操的“挾天子”最利于操作。上述三個戰略，在實施中都有相應的調整和變化，而諸葛亮的戰略實施起來最為艱難。
諸葛亮之所以選擇了劉備，一個重要原因是劉備的漢室后裔身份。那么，劉表劉璋也是漢室后裔，諸葛亮為何不選？諸葛亮在荊州襄陽日久，對劉表應該有透徹的了解。盡管劉表也是皇族子孫，但其才能和見識不足以承擔興復漢室的重任。僅從對待司馬徽的態度上，就可看出其見識短淺。他對這位聞名遐邇的“水鏡先生”，竟然看作普通書生而不以禮待之。劉表在政務處理上的優柔寡斷，在對外事務上的首鼠兩端，在家族內部的是非不明，都顯示出其不足以托付大事。更重要的是，劉表也不可能看得上諸葛亮。至于遠在蜀中的劉焉劉璋，更是偏安一隅目光短淺。相比之下，有梟雄之稱的劉備是皇族后裔中最有大志的一位，所以諸葛亮把興復漢室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
但是，興復漢室在當時已經是一個難以實現的使命。東漢后期的政治黑暗，外戚宦官的輪流專政，已經使漢室的統治合法性嚴重衰減。董卓之亂后的混戰，分裂大局已經形成。所以，魯肅在建安五年的“江東對”中就已經明確指出漢室不可復興。建安二十四年，曹操的部下陳群等人說：“漢自安帝已來，政去公室，國統數絕，至于今者，唯有名號，尺土一民，皆非漢有，期運久已盡，歷數久已終，非適今日也。”（《三國志·武帝紀》注引《魏略》）請求曹操稱帝，但曹操不答應。在這種情境下，所謂“興復漢室”，只能作為口號存在，或頂多是作為與他人爭斗中的正當性來源而已。諸葛亮為這一使命，付出終生努力。人們對他的贊譽，更多地是出自對其“知其不可而為之”的佩服和尊敬。所以，盡管《后出師表》真偽難辨，但其中的名句“鞠躬盡瘁，死而后已”卻膾炙人口；在天下大勢已經不可逆轉的情況下，人們把堅持“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的信念看作是可歌可泣的品質；尤其是對其不計“成敗利鈍”的精神，更是賦予由衷的贊嘆。可見，后人對諸葛亮的贊譽，實際上不是出于其戰略的高明，而是出于對其人格的佩服。反過來，由于諸葛亮的人格力量，使“隆中對”也得到光環效應的輝映。田余慶對此有很精到的評價：“后人評論諸葛亮及其《隆中對》，由于種種原因，往往出現溢美和回護之詞。《隆中對》中睿智的判斷，有時被賦予先驗的色彩；瑜中之瑕，甚至也被認為是美玉的本色。這樣就在思想上神話了諸葛亮，增加了理解的混亂。一般說來，脫掉諸葛亮的八卦袍，擯棄其呼風喚雨的本領，即令是古代的歷史學家也是不難做到的；而要客觀地評價《隆中對》的長短并分析其原因，無論在古代或現代，都不免遇到阻力。”更重要的是，按照田余慶的說法，劉備是一個“不具有戰略思想的隨波逐流的人”，這就更彰顯出諸葛亮的卓越（《秦漢魏晉史探微》，中華書局2004年版）。
戰略不可能完美無缺。按照當代有限理性的思路，任何戰略，在從制定到實施的過程中都要不斷調整。然而，“隆中對”中“興復漢室”難以實現的瑕疵，導致其后的調整格外困難。反過來，又是這種瑕疵，彰顯出諸葛亮不懈努力的風采。所以，“隆中對”的瑕疵與后人對“隆中對”的評價，恰恰形成水漲船高的互動。三家戰略相比，最為成功的曹氏戰略，不過是“挾天子以令不臣”加上隨機應變而已，很多人甚至不把它當作戰略；魯肅的“江東對”十分實際，人們會覺得比較平淡；而諸葛亮的“隆中對”高揚理想旗幟，最為后人稱贊。這種戰略愈超越現實，就愈因其難度增加而得到人們的敬佩。從這一點上或許能夠看出，管理思想中“卑之無甚高論”的東西往往不能吸引人，而實現幾率極低的宏偉藍圖卻更為引人注目的奧秘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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