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子彈飛一會兒”——光伏行業協會副秘書長劉譯陽這樣形容國家發改委、國家能源局日前發布的《關于建立健全可再生能源電力消納保障機制的通知》。“政策的出臺，對于可再生能源電力的消納保障總體上一定是利好的，至于可能存在的不完善和落地的難點，還有待政策施行一段時間后慢慢觀察調整。”

　　根據《通知》，各承擔消納責任的市場主體以實際消納可再生能源電量為主要方式完成消納量，同時可通過兩種補充（替代）方式完成消納量。一是向超額完成年度消納量的市場主體購買其超額完成的可再生能源電力消納量（簡稱“超額消納量”），雙方自主確定轉讓（或交易）價格；二是自愿認購可再生能源綠色電力證書（簡稱“綠證”），綠證對應的可再生能源電量等量記為消納量。

　　綠證自愿交易自2017年7月啟動以來，認購量始終低位徘徊。誠然，實行消納保障機制的目的是為了促進各省級行政區域優先消納可再生能源，但將認購綠證作為補充方式，是否會推動綠證交易量的顯著增加呢？水電水利規劃設計總院相關負責人坦言：“對于綠證交易，應該是有一定的利好，但具體能有多大推動還很難說。”

　　在該負責人看來，綠證交易雖是被認可的補充和替代方式，但在三種完成消納指標的方式中卻是排在最末位的。“認購綠證是要購買者真正去掏錢的，而購買其他市場主體的超額消納量很可能是免費的。”該負責人指出，按照《通知》規定，買賣雙方可自主確定轉讓（交易）價格，換言之，只要雙方協商一致，價格可以非常低甚至是免費轉讓。

　　此外，上述負責人也強調，消納責任權重的設定也直接關乎綠證的交易量。“如果權重設定相對偏高、大家完成起來都有點困難的話，這時候在全國范圍內可轉讓的消納量就不會很多，那么市場主體自然會選擇認購綠證。反之，如果權重是比較容易完成的，那么綠證就不會作為市場主體的優先選項。”

　　事實上，有行業專家將2019年一季度各省實際消納可再生能源電力的權重作為參考，與2020年的最低消納責任權重進行了對比。專家對比發現：“以目前的實際情況看，在全國范圍內，如果各省可以相互平衡協調、各市場主體間通過合理的消納量轉讓，總體上完成2020年的目標難度并不是很大的，像青海、云南、甘肅、遼寧等省份今年一季度的完成水平就已經達到甚至超過了2020年的最低消納責任權重。”

　　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可再生能源發展中心副主任陶冶表示，消納保障機制的制定初衷是解決外送可再生能源電力的消納問題。而跨省跨區可再生電力消納涉及省級電網企業和同等級消納區域政府之間的協調及協商。政策實施效果具有一定的不確定性和不可預見性。

　　對此，水電水利規劃設計總院上述負責人指出：“在跨省跨區的協調中，很可能是長期好協調，但臨時需求不好協調。”消納責任權重在確定時一定會充分考慮本年度電力跨區輸送過程中送端和受端的基本情況，但即便如此也依然存在壓力。“因為現在很多時候有些省份會臨時出現一些電力消納的空間，通過跨省跨區的協調就可以增加部分風電、光伏的外送，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棄風棄光率。但目前的消納保障機制其實是不考核棄風棄光率的，跨區跨省協調后，消納量是計入受端的，那么對送端而言從完成消納權重的角度來說意義并不大。”

　　同時，中國石油大學教授趙曉麗表示，跨省跨區的協調不僅僅是單純的消納量交易和電力的調度，其中甚至牽涉各省（區）的稅收以及GDP等多項經濟指標，“復雜的經濟利益才是難以協調的關鍵原因”。

　　按照《通知》，承擔消納責任的主體共分為兩類：售電企業和電力用戶，即各類直接向電力用戶供/售電的電網企業、獨立售電公司、擁有配電網運營權的售電公司（簡稱“配售電公司”，包括增量配電項目公司）以及通過電力批發市場購電的電力用戶和擁有自備電廠的企業。省級能源主管部門負責對承擔消納責任的市場主體進行考核。

　　對于考核對象的最終確認，劉譯陽表示，對于電網企業和地方政府的“監測評價”其實也是一種變相的考核。“對于售電企業和用戶而言，如果沒有按期完成整改，要依法依規予以處理，將其列入不良信用記錄，予以聯合懲戒，這樣的方式對這兩類市場主體是更加有效的。”而對于電網企業和地方政府，劉譯陽也指出，雖然沒有經濟層面的所謂考核，但卻會按年度公布其可再生能源電力消納責任權重監測評價報告，結果要接受全社會的監督，這種來自社會輿論的壓力或在施政能力上評價往往是這兩類主體更看重的。“更看重什么我們就去考核什么，這樣才更有效。”

　　但趙曉麗也透露，目前形成的考核和監測評價方式事實上也是“沒辦法的辦法”。“曾經有過考核地方政府的想法，但是在試行過程中發現推行不下去，國家能源局的執法力度還是受到制約的，地方政府即便不執行也缺乏有效的制約辦法。相比較而言，像售電公司這樣的市場主體就不那么強勢，可能最終效果上會打折扣，但是從執行層面而言，這也是沒辦法的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