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能、太陽能光伏等可再生能源發電技術經過四十多年的發展，已經實現了從實驗室研發創新技術到大規模商業化應用的變遷。可再生能源已經從補充能源成長為替代能源，未來還將成為主流能源。技術發展到今天，要進一步降低可再生能源的成本，使其與化石能源相比具有成本優勢，關鍵是通過擴大應用規模，依靠所謂的干中學（Learning by Doing）來突破可再生能源高成本、小規模的瓶頸，實現低成本、大規模發展。

　　實現這一跨越，金融的支撐必不可少。目前，我國可再生能源市場的投融資規模在急速擴大。2013 年，我國可再生能源融資額達到2630 億元，同比增長113%，遠高于美國、英國等國家。次年，投資額則實現了翻番，高達5370億元，占到全球的近三成。

　　“十三五”期間，我國可再生能源領域的資金需求只會進一步加大。按照規劃，到2020 年，我國風電的裝機目標是2.5 億千瓦。截止到今年年底，累計裝機1.2 億千瓦。未來每年新增裝機平均在2600 萬千瓦以上，需要年新增投資近1900 億元人民幣。光伏2020 年的規劃目標是1.5 億千瓦。今年累計裝機4000 多萬千瓦，今后每年新增裝機平均在2000 萬千瓦左右，需要年新增投資1800 多億元。僅風電、光伏未來每年投資就近4000 億元，“十三五”期間，總投資近2 萬億元。

　　這還只是算了短期的賬，如果要兌現中國政府此前承諾的應對氣候變化國家自主貢獻目標，據測算，2015 年至2030 年，提高能源效率、發展非化石能源以及碳捕獲、利用和封存等產業所需的投資總額將高達40 萬億元。

　　由此可見，可再生能源的資金需求非常大。但可再生能源項目成本高，市場發展需要政策支持。同時，傳統金融機構對可再生能源項目的收益和風險認識不足，雙方存在很大的信息不對稱，導致可再生能源項目融資成本高，對一般投資者缺乏吸引力。突破可再生能源的融資瓶頸，一是要靠政府引導和激勵，二是靠市場化的金融創新。

　　政府的引導和激勵是可再生能源發展初期不可或缺的政策工具。具體手段和措施包括：激勵政策，如固定電價、全額保障性收購等；財政資金直接支持，如科研、示范項目的資金支持；財稅政策，如減免各種稅收等；還有政府或國際組織設立各種基金，提供低成本融資支持，如建立絲路基金、氣候基金、全球環境基金等；開發性金融和區域性金融創新，如擴大亞開行、亞投行等機構對可再生能源的關注。此外，還有鼓勵社會資本參與新能源開發建設等多種方式。可喜的是，目前國家也在積極推進上述工作。日前，國務院印發了《關于積極發揮新消費引領作用加快培育形成新供給新動力的指導意見》。其中強調，要“建立綠色金融體系，發展綠色信貸、綠色債券和綠色基金”。有了這樣的總體指導思想，相信未來相關部門會出臺更多細則來完善可再生能源發展的資金保障。

　　市場化金融創新是支撐可再生能源長遠發展的內生力量。此類工具更加豐富多元，可塑性和市場適應性強。具體形式包括綠色債券、收益性公司（Yieldco）、互聯網金融、眾籌保險資金、融資租賃、資產證券化、產業投資基金、碳融資、BOT 以及PPP 等。這方面，國際上已經有很多成功案例。例如，通過資產證券化手段，可以使可再生能源融資成本下降80%。一些商業組織也在不斷探索開展相關的服務，比如興業銀行等就開發出了碳金融、綠色信貸等業務。

　　最后，要消除金融界和可再生能源產業界的信息不對稱狀況，構建一個成熟的產業生態系統，關鍵的措施是建立統一的項目評價標準，使項目的風險和收益透明化、公開化。在這方面，我國光伏領域已經做出了富有成效的探索。在國家能源局倡導下，建立了光伏投融資聯盟，聯盟也在制定光伏電站的評估標準，期待著能早日發揮作用，為金融創新奠定良好的基礎。（本文根據作者在第二屆東亞清潔能源峰會上的發言內容，經作者本人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