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除了企業要學會自我保護之外，政府也應該為本國企業在海外的投資、發展提供必要的保護和協助。”顧心逸說，“有很多朋友遠赴俄羅斯做生意，經常遭到俄羅斯警察的敲詐勒索，但是他們卻不敢去敲詐勒索越南商人。論國力，越南遠不及中國；論遠近親疏，中俄關系應該比越俄關系要來得密切。而俄羅斯警察反而頻頻找中國商人的麻煩原因很簡單，一旦有俄羅斯警察去找越南商人的麻煩，越南領事館就是出面，而中國的領事館卻很少管這種‘小事’。”
　　中國保障海外投資的舉措主要包括信息預警、與投資目的國簽署投資保護協定，以及中國駐當地使、領館保護，但目前來看，很難滿足市場需求。在海外投資保護方面，發達國家經驗值得借鑒。美國傳統基金會認為，發達國家出于經濟戰略的考慮，在大幅度增加海外投資的同時，相關機構的職能也在不斷強化，如英國的國際發展部享有與貿工部同等的地位，加拿大國際發展署為副部級設置等。
　　在信息服務方面，美國經濟分析局建有功能強大的基礎信息系統及管理咨詢系統，定期對美國在海外的投資情況進行普查，并發布相關數據；日本則根據特別法設立亞洲經濟研究所經濟調查部、海外投資研究所等專門機構負責提供投資情報和促進投資活動。
　　“虎山行”者仍很多
　　中國企業的海外投資項目頻頻遭遇被“翻臉”，但海外投資不可能因噎廢食，“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同行者仍不少
　　近日，中國太平洋建設集團董事長嚴介和在接受媒體采訪時透露，該公司正在尋求海外機會，“我很快就會去東歐、馬其頓、阿爾巴尼亞和希臘”，“我想投資那里的基礎設施，收購一些建筑公司”。他說他并不為希臘近期的債務危機苦惱。對于投資希臘的風險，嚴介和稱，“希臘經濟已經接近谷底，這是最好的進入機會。不管希臘在不在歐元區，都不會困擾我。”
　　畢馬威最新發布的報告認為，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已經進入了一個“新常態”。“在預期中國未來10年將會投放1.25萬億美元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情況下，中國似乎即將進入‘全球投資者’的快車道。海外投資正幫助更多來自不同行業的中國企業進入新的市場，并獲取必要的經驗、技術、品牌和人力資本以加強競爭力。投資對象國也可受益于中國投資者所帶來的資金、經驗、具有成本優勢的生產資料以及更大市場機會。越來越多的人認為，中國企業可以通過與主要目標市場的現有企業建立伙伴關系，在基建及農業領域內成功發展。”畢馬威中國海外投資業務主管馮栢文(Vaughn Barber)表示。
　　而多年來中國企業的海外投資方向及領域也在發生明顯的變化。“走出去的企業已經從傳統能源礦業的一家獨大逐步轉向房地產、基礎設施建設、TMT(科技/媒體/通信)、農業等多個領域，新能源、醫療衛生以及文化娛樂也占據了一定投資規模，呈現出百花齊放的局面。特別是近幾年，由于國內房地產政策趨緊、市場利潤下滑等‘內因’的推動，加上歐美房地產市場潛力大、房屋租賃需求旺盛、回報率高等‘外因’的作用，讓中國房地產開發商和保險公司紛紛‘出海’進行住宅和商業地產投資。”
　　摩根大通亞太區副主席李晶在此前的媒體見面會上說：“前段時間我在美國大使館參加一個活動，美國大使說美國電網、鐵路、公路的老化問題很嚴重，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建設，所以他們非常歡迎中國的資本去投資。”李晶表示，其在歐洲、美國、澳大利亞與當地政府交流后發現，由于中國國企在鐵路、公路、橋梁等大型基礎設施方面具備技術和效率上的優勢，大多數發達國家歡迎中國國企在其市場上進行投資。
　　李晶進一步指出，中國國企可借助發達國家市場基建方面的需求參與國際競爭，從而提升企業的全球競爭力。她同時指出，中國國企在新興市場與發達國家市場投資建設的重點不同，“新興市場比較歡迎中國勞力的輸出，因為當地技術工人比較缺乏，但假如說中國在美國投資一個鐵路、公路或是橋梁方面的項目，輸出大量勞工的可能性非常小，他們更歡迎技術和資本的輸出。”
　　“中國國企還可進一步探索海外投資模式，比如加大在發達國家市場的被動投資力度，歐洲一些國家有不少項目，已經在運轉，但需要尋找一些占少數股權的投資者。目前中國在法國、西班牙、葡萄牙等地已有相關投資，但這些模式需要大力發展，這樣可以提高國企在海外的競爭力。”
　　不過，譚雅玲認為，中國企業在紛紛加入海外投資大軍的同時，必須要對自己有清晰的認識和定位，“你能干什么？該干什么？能干好什么？這3個問題要回答好。企業規模的擴大并不代表企業的實力，很多企業并不具備進行跨國投資的條件。而在中國經濟陷入增長乏力、問題重重的艱難之際，中國企業尤其是國有企業是不是可以考慮更多地投資國內，進而拉動國內經濟增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