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后的能源市場供需日益呈現出供應過剩的局面。需求不振使得一些固有問題得以充分的暴露，其中“風電與火電爭發電小時數”在2016年更加日益顯現，使得大部分地區的“棄風”情況更加嚴重。第一季度，幾個風能豐富地區的棄風率高達50%，而火電利用小時數也在下滑，利用率不足的程度越來越大。
　　“風火爭發電小時數”解讀為利益之爭是誤導——需要全社會視角
　　如果將“棄風”的原因解釋為火電與風電的利益糾纏，“統籌二者的利益”自然是其解決方案。但是這種思路轉移了話題，跳過“做蛋糕”的系統最優化問題，直接解讀為“分蛋糕”的分配問題(這個當然也重要，但是無疑是第二位的)，將追求效率為基本價值目標的經濟議題，變成了一個充滿妥協意味的政治議題。這是一種比較強的誤導，也很難由此得到任何可行的解決方案。
　　作為已建成的機組，風電還是火電來發，不應該是風火之間的討價還價，而應該基于全社會效益最大化的標準。風電幾乎沒有燃料成本，發一度電就節省一度電的煤炭。潛在地，消費者也應該會從這一替代中獲得好處，比如更低的電力價格。
　　我們可以做個思維實驗。比如，如果甘肅的問題發生在德國，我們會看到什么呢?這起碼會包括：
　　1.風電的發電比例超過40%(而不是現在的10%)，全年8760小時有10%以上的時間出現零與負電價(多用電變得有利可圖)，其他時間的電價水平也大幅下跌，消費者獲利頗多;
　　2.煤電虧損得一塌糊涂，啟停調峰頻繁，年利用不超過1500小時，關停嚴重，釋放未來停止建設的信號;
　　3.個別時刻電價上漲100倍，激勵新的發電(比如儲能)與先進的用電方式。
　　必須指出的是，風電的優惠電價是政策手段，跟市場價格下跌在很大程度上是不相干的兩個事情。邏輯上，可以二者同時接受，也可以都不接受，或者可以接受任意一個。結構變化帶來的劇烈利益調整，不需要也無法“協調”(正當的利益是沒法挑戰的,也不應該挑戰)，否則無法解釋為何之前屢屢無法協調成功。
　　如果讓火電占據了本不屬于自己的更大市場份額，那么從社會的視角來看，每發一度電，就需要額外多消耗一度電的煤，這必然反映在終端的電力成本上。這意味著短期內(這個前提也很重要)，全社會的福利與資源損失。這種爭奪，對于全社會而言是存在損失的，不應該成為政府仲裁、火電與風電之間的討價還價，而應該從“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而且是“全體電力用戶”，從全社會的視角提出解決方案。進一步降低電力供應過剩、風電豐富地區的電價水平，是一項必須做的工作。這也可以在“顯示偏好”上驗證，到底煤炭的低谷調峰能力有多大(電價下降到何種程度，煤電就寧愿停機，而不愿意在序列里待著承擔電價低于流動成本的損失了)。
　　需要改造“戰場指揮官”型的電力規劃范式——成為社會公共品
　　過去的電力規劃，經過很多年的發展，形成了自身的一套方法論，甚至是語言范式與修辭。典型的就是對各種電源發展的抽象形容詞界定(比如煤炭要優化、水電要大力、風電要積極、核電要安全)、對地區與能源品種的所謂“定位”(比如能源基地建設)，對給定需求的供給方案的安排(比如2020年需求多少是個“盤子”)與控制。落實到具體的工作層面，就是各種能源項目的結構、布局、時序與基礎設施保障等。
　　這種范式很像“戰場指揮官”，所以也有“全國一盤棋”、“統籌”、“協調”一說。但是隨著能源與電力行業市場機制的逐步建立，這種方式越來越不具備實施的條件，如果以行政強力實施，反而會極大的扭曲市場帶來各種隱患，造成全社會福利的損失。
　　直觀的，這種規劃如果強調執行力與剛性，是可以解決風電與火電的這種沖突的。但是這種解決的方式無疑是自由量裁式的。對煤電基于“生存”問題的照顧與說辭，并沒有考慮全社會利益的最大化。這種生存問題的解決，通過民政部“分蛋糕”的方式更直接，對社會的負面影響理論上也會更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