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湖南省全省火電企業向能源管理部門反映對清潔能源的支持政策，導致他們陷入不利狀況，于是就出臺了救湖南火電的政策。而如果湖南的火電得救了，意味著什么?意味著四川的水電就得棄水。”一位在能源行業工作20多年的人士認為，能源轉型的困難最根本的還在于思想方法問題。
　　“三北地區是我國可再生能源最豐富的省，但你見過任何一個三北地區的省提出來過以發展可再生能源滿足我本省的需求、提高我的環境質量為出發點了嗎?”前述人士表示。
　　國務院參事石定寰則呼吁：“火電量不能再增加了!”
　　“在我們面前不僅僅有一個可再生能源占能源總量比率的目標，還有個溫室氣體減排的目標，這必然要壓縮我們化石能源的消費。現在多扔一點二氧化碳，將來在減排的時候，負擔代價會更高。我們現在要想辦法在未來十幾年怎么盡早地把排放量減下來，不要等達到峰值才解決，而是在峰值之前就要規劃好。”在2月4日的中德能源轉型論壇上，石定寰表示。
　　“我們現在最大的問題是沒有目標。這個目標不是五年規劃、十年展望的目標，現在一些研究人員做的電力規劃模型只是想辦法滿足例如國家規劃的到某年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比率20%的目標，而是我要實現一個什么樣的目的。比如，2050年要實現清潔化、低碳，如果搞油的、搞煤的都知道了國家這個目標，怎么可能還要上一個煤電廠?一個煤電廠建設好了50年才能退役。”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能源研究所可再生能源發展中心主任王仲穎表示，目標明確了，自然大家就會知道應該在哪個行業、哪個領域找市場。
　　“能源系統的監管，不是監管可再生能源風電，也不是監管火電廠，而是監管這個能源系統怎么按照制定的市場游戲規則運行，以最低的、最經濟、最可靠的成本去監管。”王仲穎表示。
　　德國專家認為，不能孤立地看待能源轉型的“成本”。能源消耗的非貨幣成本，不會在消費者的電費、天然氣費和油費賬單上顯現。然而，溫室氣體排放和污染所造成的環境影響，會很快累積到可觀的數量。德國環境部于2012年出版的一份報告估計，在2011年，因為人們使用可再生能源產生的電和暖氣，幾百億歐元得以省下來。然而這些省下的錢，并不會列在任何賬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