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德國提出宏偉的能源轉型目標——2050年可再生發電占其總發電量的80%。目前，德國可再生能源發電量占比已經達到約30%。可再生能源的發展與傳統化石能源存在著利益博弈，如何化解可再生能源并網矛盾?對于剛剛站在能源革命起點上的我國來說，德國經驗具有借鑒意義。
　　棄風棄光困局難解，要想扭轉這一現象，就要設計合理的電力價格體系。真正決定能源走向的是能源價格，只有市場化的價格體系才能使資源配置達到合理。
　　“為什么德國用‘能源轉型’一詞，而我國卻用‘能源革命’?很多搞傳統化石能源的人說能源革命的目標不是革煤炭的命，而是讓煤炭更清潔。相較而言，如果這就是能源革命的目標，恐怕我國連‘轉型’一詞都談不上。” 中國可再生能源學會風能專業委員會秘書長秦海巖在日前舉行的中德能源轉型論壇上直言道。
　　《能源發展戰略行動計劃(2014-2020年)》為我國可再生能源設定的發展目標是，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達到15%。但是，現狀卻令秦海巖等業內人士擔憂，近年來國內棄風棄光現象愈加嚴重，電網建設和電力體制改革與可再生能源行業發展不協調的問題依然是中國可再生能源發展的核心矛盾。
　　記者在中德能源轉型論壇上了解到，在德國，為了實現2050年可再生能源發電占總發電量80%的目標，務實的德國人已經采取多種措施發展柔性電網，接納日益增多的新能源。多位與會的中國專家認為，德國經驗對于破解我國棄風棄光難題有借鑒意義。
　　利益之爭導致限電
　　資料顯示，以傳統的風能資源豐富、裝機量集中的“三北”地區為例，吉林、內蒙古、甘肅等棄風最為集中的區域，最高時棄風率已達到20%以上;同樣，在太陽能領域， 2013年，國內光伏發電站被“棄光限電”的比例已經達到了40%，即使是一些并網條件好的電站，開工率也不足80%。
　　對于棄風棄光原因，國網能源研究院副總經濟師兼能源戰略與規劃研究所所長白建華在上述會議上首先給出了答案：“棄風棄光的原因是因為國內市場還比較小，外送通道不夠完善。”
　　白建華關于外送通道建設不力導致棄風棄光的說法，遭到了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可再生能源發展中心主任王仲穎的明確反對。王仲穎直言：“棄風棄光是體制機制問題，就電網現狀而言，遠不是通道的問題。”
　　“我常說為什么限電啊，是因為誰發電誰掙錢，你不讓火電發電，火電就掙不了錢。”秦海巖認為，可再生能源和傳統能源存在利益之爭。
　　棄風棄光背后的利益之爭，折射出的是我國電力市場缺乏統籌兼顧的深層次問題，也就是說，行政計劃調度過度干預市場選擇，從而導致資源錯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