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中國同行直言不諱：“維斯塔斯這種做法，是在向中國市場銷售其已在歐洲市場上淘汰了的產品，這是一種低估市場及其競爭對手的行為。”
　　在接受《財經》記者采訪時，英格并不承認維斯塔斯的中國戰略存在失誤。他表示，內蒙古工廠的設立順應了當時的條件，也為維斯塔斯發展了供應商體系，“但是很不幸，后來小風機的發展不如大風機”。
　　2012年6月，維斯塔斯關停了設立僅四年的呼和浩特工廠，其V60-850及V52-850兩種千瓦級機組同時停產。
　　維斯塔斯中國公司主管市場拓展兼海上風電的副總裁徐侃告訴《財經》記者，如果當時踩準步點，直接進入兆瓦級風機市場，“情況可能會比今天好很多”；鄭宗功也對彼時國產風機制造商的戰術打法贊賞有加：“它們作為后起的企業，就是要去打國內空白的市場，當時瞄準兆瓦級風機市場，還是非常準確的，這一點上搶得了先機。”等維斯塔斯回頭準備再去參與大風機競爭時，發現市場已被瓜分殆盡。
　　另一個讓維斯塔斯頭疼的問題是，作為一家外資企業，其一直在遭遇政策有形無形的阻礙，比如“風電設備國產化率要達到70%以上”的規定。
　　目前，中國雖已經廢除了這一規定，但在其保護下，國內風電企業羽翼漸豐，已可與維斯塔斯等外資企業分庭抗禮。徐侃稱，僅僅七年間，中國企業數量增長了近10倍，而外資企業幾無增長，“外資企業的市場份額當然會被瓜分”。
　　再比如，中國地方政府出讓風場資源時，常有附加條件，比如要求項目方必須在當地投資建廠。維斯塔斯原本非常看好風電產業在吉林的發展，但因為當地這一做法，只能作罷。
　　徐侃介紹，在吉林本地化投資的原則甚至具體到地級市或者縣區，在通化做項目要求用通化生產的產品，在白城做項目要求用白城生產的產品，“這不符合維斯塔斯的商業邏輯和在中國的布局，我們沒有辦法接受”。
　　英格對中國企業的一些投標價格感到費解。他認為，這些價格“無論是誰、無論在何時都無法實現盈利，他們為什么還要這么做”？
　　英格稱，投資的目的就是要獲得回報，維斯塔斯從未在任何一個項目上有過虧損，“沒有商業利益的事情，我們不會去做”。
　　大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規劃部主任楊崗告訴《財經》記者，2007年以來，中國風機制造商不斷涌現，競爭隨之而來，確實有一些企業出于搶資源或者現金流的考慮，給出過極低的價格，“確實也影響了外資企業。”
　　中國的諸多企業，信奉這樣的經營思路：在一個項目上發生虧損，可以在另一個項目上找回來，實現企業整體盈利即可；但維斯塔斯中國公司沒有這樣的權限，也不愿意被價格戰拖下水。一個在世界風電設備市場上經營幾十年，已經形成一套完整熟練商業體系的跨國巨頭，忽然遭遇一個野蠻快速生長的市場，顯得手足無措。
　　癥結何在
　　毋庸置疑，與中國風機制造商相比，外資品牌最大的優勢是技術和研發。多位接受《財經》記者采訪的業內人士都對維斯塔斯的技術水準予以肯定，楊崗就表示，“實事求是講，維斯塔斯的產品在質量和發電效率上，確實高于國內制造商的部分產品。”
　　但在中國市場，維斯塔斯不可能憑借技術優勢一勞永逸。目前，國內業主更看中的是“性價比”。雖然維斯塔斯等外資企業的產品發電效率高、質量好，但價格也高，質量上的優勢并不足以彌補價格上的劣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