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可再生能源中心主任王仲穎

　　王仲穎：

　　尊敬的各位來賓，女士們，先生們下午好！

　　我說幾句開場白和閑話，剛才李鵬李處長給大家泄勁，我再添把火，把風電這把大火轟轟烈烈燃燒起來。今天我是一路吸著霧霾來到會場的。現在每天早上看天氣預報很有意思，我們每天關心有沒有風，等著風把霧霾吹散。風成了吹散霧霾的工具，而實際上，如果把霧霾比作傳染病，那么風是讓這個傳染病擴散的兇手。風把霧霾從這里吹走，只是把污染物吹到其他地方去。換一個角度思考，今天來參加會議的都是風電專家，而風實際上可以治理霧霾，如果霧霾是一個毒瘤，風就是切除毒瘤的一把刀。

　　我今天演講的題目是，風電支撐電力綠色革命，助推能源供需兩側結構性改革。中國是煤炭第一消費大國，煤炭使用是造成大氣污染的原因之一，同樣煤炭消費與霧霾密度是高度重疊的。根據美國資源世界研究所做的一個圖，對比1850年和2011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中國是目前二氧化碳排放最顯著的國家。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與能源消費增長關系，一直同步增長，能源系統中需求是變化的、總量是相對可預判的；我們能源系統的主要矛盾已經開始轉化，從總量不足到結構問題突出，乃至影響到整個國民經濟轉型。

　　1978年到2015年一次能源消費總量不斷的提高，但是改革開放以來的近四十年，能源結構幾乎沒有變化，特別煤炭占一次能源結構的比例幾乎沒有什么大的變化，或者說沒有質的變化。改革開放初期，可以分成三個階段。1998年之前，這一階段我們的經濟發展對能源的需求是供應總量的要求，當時的主要矛盾是能源總量供應不足。從1998年到2006年之間，這一階段總量的矛盾跟結構矛盾已經出現交叉了。第三階段就是2006年以后一直到現在這十年的情況，高碳的能源結構已經是我們面臨的一個主要矛盾。

　　我今天的一些主要觀點，是我領導著一個研究團隊共同研究的一個結論，僅作為政府政策改革的一個建議。為解決這個問題，中國未來能源發展應該從三個方面做起，從現在起減少煤炭和石油消費量，從現在起每年減少一億噸煤炭，到2050年保證碧水藍天。與此同時盡可能快速地發展可再生能源特別是風電和太陽能。任何一個能源產業從初期到它的壯大，成為主流主導能源需有二三十年，甚至三四十年的時間。當可再生能源滿足不了經濟增長對能源需求的時候，我們可以用天然氣來彌補，如果可能的話用非常規天然氣來彌補不足。

　　我們課題組也同時在進行能源供需兩側結構性改革的研究。能源供應側和需求側改革是我國政府所說的宏觀經濟領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一個重要內容。能源供需兩側結構性改革就是宏觀經濟領域強調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供需兩側有共性結構問題也有個性結構問題，在改革過程中供給側和需求側相互影響相互促進。供需兩側一些結構性問題包括能源系統、能源品種、能源環境的問題等。電力系統在過去發電模式中，供應側是相對穩定的，煤電等都是按照計劃發電，而現在的供應側由于風電、光伏等技術的加入，變成了一個波動的系統。而需求側一直都是波動的，通過調度讓供應側和需求側的負荷相匹配。

　　供應側和需求側的同時波動，對于新技術來說反而是新的機會。解決協調性的問題的內在主觀原因，我認為是體制和機制的原因。當然外在的經濟發展階段的原因以及資源稟賦的不同，都不是影響供需兩側改革的主要原因。

　　現在環境問題持續惡化，PM2.5受到了越來越多的關注。經濟的發展使現在中國的老百姓有更多的實力去關注環境發展的問題。對比美國和我國的千人汽車保有量，假設我們的汽車保有量到2050年達到千人400輛，假設當時的人口13.8億，那么當時的中國將有5億輛汽車。2050年的人口和我們現在差不多，而現在的汽車千人保有量是107輛。這個數字說明未來我國汽車需求量巨大，但是燃油汽車將不可能有更大的發展空間，電動汽車等新能源汽車將逐步取代燃油汽車。

　　2015年，我國的電力結構中火電占73%，如果發展越多的電動汽車，則電力消耗的煤電就越多。這種矛盾就要求需求側引領供給側改革。需求側用能方式向電力化轉移這是未來的發展方向，現在的大數據、云計算，未來的重金屬冶煉回收等都將以電力為主。電力供應是未來能源供應的核心。電力綠色革命就是能源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必由之路。在我們的情景研究假設中，終端能源消費量按照OECD能源消費結構設計，到2050年一次能源的消費中端能源消費量大概是48~53億噸標準煤，那么折算成一次能源總量大概65億噸到75億噸標準煤，我們能源消費總量要降到35億噸標準煤才能實現美麗中國碧水藍天的目標。根據工程院的研究結論，中國2050年一次能源需求總量基本上在65到75億噸標準煤之間。如何把從65到75億噸標準煤降到35億噸標準畝的終端能源消費，那就是兩個措施，第一個要在終端用能結構里不斷提高電氣化的比例；第二個就是能源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如果繼續使用煤電依然降不到35億噸標準煤，必須提高綠色電力比例提。達到美麗中國的生態環境的約束情景，有兩個標準，一是人均二氧化碳不能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二是我國的PM2.5排放達到世界衛生組織標準。

　　根據去年發布的2050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研究成果，可再生能源電力是實現替代化石能源的根本途徑，否則不可能從65億噸標煤下降到35億噸標煤。可再生能源里頭風電和太陽能是主力軍，根據我們的測算到2030年實現風電裝機10億千瓦，太陽能發電包括CSP裝機11億千瓦。我們以京津冀地區作為案例進行了分析，按現在調度能力，京津冀區域的電網調度能力應該有600多萬千瓦調度的缺口，那么如果把內蒙京津冀這四個通道13條回路充分利用，現在還可以多接納1500萬千瓦的風電。

　　此外，根據測算分析，到2020年，如果我們把京津冀的煤電用于調峰，把煤電機組靈活應用，以現有的電網基礎設施再建設一些必要的配電網，僅京津冀加上內蒙這個區域到2020年可以接納風電裝機2.2億千瓦風電裝機。同時，京津冀將近一億多千瓦的火電裝機的年運營小時數降到3385小時。到2030年，如果我們煤電的調峰技術創新能夠有所突破，根據電力司做煤電調峰試點，那么2030年京津冀再加上臨近省份的煤電機組調峰支撐，到2030年不對現有電網做大的改動，則煤電機組運行小時數降到2331小時。如果電價不做出相應的改變，那么火電企業將難以維系。

　　現在的棄風棄光不是技術問題是體制機制的問題和利益分配的問題。隨著電力體制改革的進程，不斷地電力市場化，煤電機組調峰就應該配以相應的調峰價格，就可以接納更多風電，促進技術創新和進步。風電成本進一步下降，整個能源系統成本不見得會上升，當然這還要做進一步測算。

　　另外我也想糾正一下秦海巖秘書長開幕式說的，海上風電、太陽能發電價格降價對不對，這話說的太單一了。在現行電力體制改革進程下，在中國還沒有建成電力市場的情況下，在體制機制原因引起棄風棄光的嚴重后果下，風電和太陽能發電都不易降價。正是因為體制上的問題，管價格部門只管價格，管產業部門只管產業，管能源部門管不了電網。是否降價，如果單純太陽能發電廠考慮就應該降價，如果青海不棄光運行1700小時1800小時，應該降價，現在風電成本大幅度下降，單獨從所管理的領域考慮應該降電價。但是電力體制改革又是另外一個部門在負責，這個進程非常緩慢，這兩方面的進程對不上，所以我們還要加快改革的力度。

　　最后看一下我們研究的風電路線圖，真正實現綠色電力革命，風電是主力軍，今天是風電大會就說風電，2016年到2017年年增加裝機3000到3500萬千瓦，2018年到2019年年新增裝機4000到4500萬千瓦，2020年要新增裝機5000萬千瓦，“十三五”末風電累計裝機最低要達到3億千瓦。

　　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