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寂靜的春天》應運而生，契合了當時美國社會、經濟的大背景。戰后美國經濟快速發展，人們受教育程度不斷提高，中產階級日益壯大，成為社會的主流。這些中產階級不再向他們的父輩一樣，為衣食所憂，而是更加看中生活的質量，包括他們所身處的自然環境的質量。另一方面，60年代的美國，各種社會運動方興未艾，在社會上特別是年青人中，希望對現有社會秩序進行改革的文化被廣為接受。在這一背景下，該書著眼于新興中產階級的關切，得到了社會廣泛的支持。
　　這些與今天的中國有幾分相似。經濟的高速發展催生了大批的中產階級，這個日益龐大的群體在社會急劇轉型中又有自身的訴求。在這個大背景下，與《寂靜的春天》一樣，《穹頂之下》反映了當下與社會主流切身利益相關的問題，因此容易形成一個有廣泛社會基礎的事件。
　　當然，50年前對《寂靜的春天》的討論，很大程度上局限在美國國內。而今天，《穹頂之下》面對的是一個更加全球化的世界，中國的本土環境運動可能會受到全球化帶來的兩個方向的影響。一是，本地空氣污染問題和包括氣候變化等全球性議題交織在一起，對后者的關注可能會促進中國本地環境問題的解決。二是，全球化也給今天觀看《穹頂之下》的部分中國受眾，提供了一個“移民國外”的選項，或許會因此減少一些人親身參與本地環境運動的動力。
　　其次，《寂靜的春天》的快速轉播，并迅速成為公眾討論的焦點，得宜于針對不同人群的三個主要傳播渠道的共同發力。該書首先在《紐約客》這一面對大都市精英階層的媒體上節選刊載。之后推出單行本，把深奧的科學問題以淺顯易懂的方式加以呈現，并提供了詳細和嚴密的論據和參考資料。最后，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在黃金時段播出的紀錄片，把該書的影響推廣到美國大眾。雖然卡森之前對電視這種形式有所抵觸，但是事實證明，CBS的記錄片給該書帶來了最大的受眾群。
　　在內容制作和信息傳播上，顯然《穹頂之下》有當年《寂靜的春天》不可比擬的技術優勢。但是兩者在傳播中，又似乎有相似的經歷。兩部作品在輿論中，都遭遇到來自不同陣營的批評聲。最先是來自利益相關者的反彈。比如，《寂靜的春天》一經推出，就受到了包括杜邦公司在內的殺蟲劑制造商和農場主的強烈反對。數家化工公司威脅對該書和出版商提起法律訴訟，并準備了大量的反駁文章。美國全國農業化學產品協會也專門撥出25000美金用于針對該書的公關活動。相似地，在對《穹頂之下》的反對聲中，就有來自包括石油公司從業人員等的批評。這些來自利益相關者的反對和辯護聲，是可以預見的;只要是基于事實，也是值得期許和聽取的。
　　有意思的是，在《寂靜的春天》的例子中，美國全國化學協會在50年后聲明認為，“卡森的著作推動了化學家在應該如何實踐自己學科上的方式的根本轉變，并幫助建立了化學家在研究人類活動對環境影響的新的角色。”基于此，美國化學協會在2012年授予了該書“國家化學里程碑”的榮譽。
　　對兩部作品的批評還有些來自科學家和專業人士，而這些批評主要包括，作者并非來自這一專業，呈現的論據和論點也不夠平衡。但是，也有很多知名科學家和專業研究人士對當年的《寂靜的春天》或今天的《穹頂之下》表達了支持。比如，在該片播出后，一位環保和能源專家在接受采訪時談到，這個領域的專業人士應該對柴靜“心存感激”。另一位大學教授也發文認為，“柴靜花1年時間完成了一個無數環保專家、耗費數億元也沒有完成的工作…讓我們(這些環保專家和科研人員)很慚愧”。
　　還有的批評則超越了討論的事物本身。在對《寂靜的春天》的攻擊中，有的是基于作者的女性身份，有的則上升到意識形態之爭。當時一個殺蟲劑生產商聲稱，該書是為以蘇聯為首的共產主義陣營服務的，目的是為了搞垮美國經濟。這些，在《穹頂之下》傳播中，似乎都已經遭遇到，只不過這次“共產主義陣營”，換成了“西方敵對勢力”。
　　在對兩部作品的批評中，還有些是基于明顯的信息誤讀。比如，對《寂靜的春天》的批評中，一直就有把發展中國家瘧疾的發病率和該書號召減少DDT的使用聯系在一起的說法，類似“《寂靜的春天》一書所殺的人，大概比希特勒還多” 云云。在最近對《穹頂之下》的討論中，一些評論也引用了這一說法，作為批評該片的依據。事實上，這一說法原本來源于一部美國虛構小說中主人公的對白。實際的情況是，《寂靜的春天》以及卡森本人，從來沒有要求全面禁止使用DDT，而只是反對DDT大面積、無區別的濫用。DDT在抗瘧疾的使用上，在世界范圍內也從未被禁止過。在2001年各國簽訂的斯德哥爾摩公約中，DDT對抗瘧疾的使用被列為特別允許項目。有研究表明，一些發展中國家近年主動減少DDT的使用，只是因為蚊蟲的抗藥性增加而使得DDT滅蚊效力下降。在中國，直到2007年DDT才停止生產。
　　最后，政治家的個人決斷，以及美國國會的聽證會制度，對把《寂靜的春天》的公眾討論，轉化為相關政策，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在該書引起輿論巨大反響之初，作為一位極具洞察力的政治家，肯尼迪就敏銳地意識到，這將是一個有助于實現他的名為“新前線”(New Frontier)的一攬子政治目標的機會。因此，在《紐約客》雜志系列文章發出2個月后，肯尼迪就任命了一個“總統特別科學委員會”，調查該書中呈述的內容，這樣既使調查具有公信力，又繞過了現有的政府機構，避免受到利益集團的干擾。同時，在議員獨立發起的針對該書舉行的國會聽證會中，對該書有重大爭議的各方代表，包括卡森本人，都被邀請出席作證。聽證會全程公開，聽證會的結果成為了議員提出議案的依據。
　　在某種程度上，《穹頂之下》關注的問題和訴求和當前中國政府經濟轉型、能源革命的政策導向有相當的一致性，理應得到政府的支持。但是，在對該片的公眾討論中，從一開始官媒的正面評價，到視頻和相關稿件已然從國內所有主要媒體撤下，政府患得患失的態度耐人尋味。中國特殊的國情，決定了這部片子最終對中國社會的影響力，很大程度上還取決于政府對這樣一部獨立制作，通過網絡傳播，又引起社會巨大反響的“體制外作品”的處理手法。
　　盡管政府的環境部門顯然樂見《穹頂之下》這樣一部作品把治理霧霾置于全民的關注之下，“兩會”期間召開的記者會中，環保部長陳吉寧也顯示了中國政府大力治霾的決心，但是挑戰在于，在中國顯然有高于環保部的政治邏輯，正如陳部長并沒有在記者會上談及該片。在這樣的政治邏輯下，政府顯然亦不愿看到此片過于成功，換句話說，這或許說明“體制外作品”能否進入中國政府議題仍是未知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