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分規劃和文件規定不是真正的產業政策

基于“市場失靈——政府介入”的基本方法論范式，要不要有產業政策的答案似乎是肯定的。

以能源行業為例。相對于其他行業，能源領域各種安全、環境、社會公共目標交織，競爭程度更加有限。

但，目前國內能源領域廣泛存在的政府干預(以政府規劃、通知、規定為主要形式)，是否屬于產業政策范疇，其實還值得商榷。探討應該如何改造似乎更有價值。

中國大部分能源規劃與文件規定不是產業政策

過去的能源規劃與政府對行業的“指導”與管控(通常以政府規定或者通知的形式)，經過很多年的發展，形成了自身的一套方法論，甚至是語言范式與修辭。

典型的就是對各種電源發展的抽象形容詞界定(比如煤炭要優化、這個要大力、那個要積極、其他要審慎)、對地區與能源品種的所謂“定位”(比如能源基地建設)，對給定需求的供給方案的安排(比如2020年需求是個多大的“盤子”)與控制。落實到具體的工作層面，那么就是各種能源項目的結構、布局與時序等。

這種范式很像“戰場指揮官”或者“交通警察”，具有“振臂一呼、應者云集”的本領，所以也有“全國一盤棋”一說，而缺乏作為集體目標所必須的機制去激勵相容的實現。

這些內容在筆者看來，似乎并不屬于產業政策的范疇，而是試圖在組織或者控制市場，取消獨立市場主體的決策權，伴隨著巨大的扭曲與缺乏足夠依據的干預。它可能存在著多種問題。

問題之一，政府設計可能與相關利益群體的激勵嚴重不相容。

沒有地區與能源品種甘愿被“定位”為限制發展區，煤炭也不會愿意被“定位”為“落后的能源”。這也是形容詞之所以抽象的原因。

如果沒有對規劃過程中各種利益集團潛在的“利益沖突”(critical competing interest)的有效考量，那么規劃就無法得到預期的結果。

不考慮這種利益沖突，規劃執行必須遇到強烈的反彈，變成“墻上掛掛”。目前，多數能源項目的審批職權已經下放到省政府層面，對于各地方尋找適合自身的電力供應成本更低的方式，具有積極作用。

問題之二，規劃目標與行動的正當性，不具有明確價值標準。

典型的就是“能源基地”的設計。

成為“能源基地”與正常的地區經濟發展與貿易相比，有任何區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