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數字上看，中國國務院于11月17日審議通過的《能源發展“十三五”規劃》似乎同時顯示出中國政府的進取心和現實主義。北京希望5年內非化石能源和煤電裝機的增長量差不多，按照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的說法，就是要同時 “擴增量” 和 “保存量”。
　　
　　這就意味著以上兩個行業都將獲得大量財政補貼——國家承諾為煤電清潔化的成本買單，并且支持可再生能源克服價格劣勢。
　　
　　根據《金融時報》按國際能源署數據制作的全球能源補貼地圖，中國對化石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財政補貼分別排在第8位和第5位，相差不多。相比之下，其他幾乎所有國家——如海灣國家和德國——對二者的支持則有明顯的偏向性。
　　
　　但能源行業觀察者認為這些數字遠遠不足以表現出兩個行業面臨的復雜現實。中國循環經濟協會可再生能源專業委員會（CREIA）和世界資源研究所（WRI）正在合作梳理中國的能源補貼政策。CREIA政策咨詢部主管彭澎在接受記者專訪時表示，可再生能源和化石能源面臨的政策環境并不公平：前者需要經歷漫長的審批過程才能兌現補貼，而后者則無需承擔巨額的外部環境和氣候成本。
　　
　　記者：煤炭和可再生能源在中國能源結構中的地位和享受的財政補貼各是怎樣的？
　　
　　彭澎（以下簡稱“彭”）：根據國際能源署的數據，截至2014年底，全球一次能源消費量排名前十的國家中，中國的煤炭消費比重最高，達到66%，兩倍于全球30%的平均水平。可再生能源的比重也在增加，可再生能源裝機的比重從2010年的26% 上升到2014年的32%，可再生能源發電量的比重從2010年的18%上升到2014年的23%。
　　
　　目前，煤電進行脫硫、脫硝、除塵等“清潔化”處理享受國家補貼，補貼標準是每千瓦時0.027元。2015年火電發電量為42307億千瓦時，假如每度電都按上述標準享受補貼，需要支付給發電企業大約1100億元。
　　
　　可再生能源補貼絕大部分來自可再生能源電價附加費。工商業用電每千瓦時上繳可再生能源附加費0.019元，足額征收的話是800億元人民幣，但是由于各種原因無法做到足額征收，進而導致補貼的發放拖欠嚴重。按照國家能源局副局長李仰哲的說法，截止到2016年上半年補貼拖欠累計達到550億元，大量并網發電、具備補貼發放資格的項目由于電價附加費用收取不足，遲遲拿不到應得的補貼。
　　
　　此外，金融對于火電的支持力度也非常大。因為火電廠一般可以拿到全社會最低成本的融資，是可再生能源企業無法相比的，融資成本比較低也是火電企業可以額外獲得的支持。
　　
　　記者：除了發電環節所享受的環保補貼，煤電還享受其他形式的補貼嗎？
　　
　　彭：煤電全生命周期的環境成本高昂。所謂符合排放標準的清潔煤，也只是在燃燒發電的環節可以做到清潔化，在前端開采以及運輸的過程中，對環境的影響始終無法消除。像山西大同，大地上滿目瘡痍，很多挖煤留下來的大坑，內蒙古鄂爾多斯，牧民要與煤爭水，煤炭的前端開采耗水是非常大的，造成很多草原的沙漠化，這些成本都不體現在燃燒發電的過程中。火電廠支付的稅費根本不足以負擔這些成本，環境成本最終又落到公共財政。政府需要再拿出一筆錢進行環境修復，是全體納稅人在出這一筆錢，對于公眾而言，當然非常不劃算。
　　
　　根據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2015年的研究成果《煤炭消費總量控制的財稅政策研究》，煤炭的環境生態和公眾健康的外部成本為302元/噸，氣候變化影響造成的損失成本160元/噸。而目前的環境收費和資源稅僅為45元/噸。
　　
　　記者：國際能源署近日上調了對全球綠色電力增長的預估，其中專門提到新興市場尤其是中國的巨大貢獻。中國是如何對于可再生能源電價進行補貼的？
　　
　　彭：按照可再生能源資源狀況和工程建設條件，中國為不同區域的風電和光電制定了標桿上網電價，原則上保證這些項目收益率在8-10%。
　　
　　可再生能源電力的收費分為兩個步驟，電網首先按照當地脫硫脫硝后的煤電價格進行結算。高出的部分，即燃煤脫硫標桿電價和可再生能源標桿電價之間的差額，則由政府設立的可再生能源基金支付，這也就是可再生能源所得到的補貼。
　　
　　記者：化石能源補貼和可再生能源補貼在資金的申報和撥付等方面有什么不同嗎？
　　
　　彭：化石能源補貼的發放是按月結算的。火電廠在完成了脫硫、脫硝、除塵之后按照每月的發電量結算，實時支付，不會拖欠。
　　
　　而可再生能源的補貼要在項目建成之后，根據可再生能源補貼目錄一批一批進行發放；而且目錄更新時間周期并不固定，最近的一批目錄等待時間長達三年。也就是說，光伏或者風電項目建成之后，要經過大概兩三年的時間才能申報進入目錄。進入目錄之后的補貼發放也是三個月結算一次，而不是按月。
　　
　　以目前的情況，可再生能源項目從申報到拿到第一筆補貼的時間周期長達三年，考慮通貨膨脹率，每年的補貼還要打折扣，壓力還是比較大的。 　　
　　可再生能源電價附加補貼資金管理流程
　　
　　記者：發改委正在對新能源標桿電價調整征求意見，業內認為下調是必然的趨勢，而且政策的執行時間也很快，在2017年1月1日。您怎么看待可再生能源優惠政策的逐漸收緊？
　　
　　彭：因為可再生能源的附加費用由工商企業用電承擔，中央政府為了拉動經濟，不希望電價向上漲。而在維持電價穩定的過程中，增加可再生能源的附加費用被認為非常困難。另外，隨著可再生能源技術的發展，其成本也在下降。
　　
　　我們希望到2020年后新的風電和光伏可以做到不需要任何補貼，平價上網，與煤電公平競爭。當然，前提是煤電支付了足額的環境成本。但是，在2020年之前的這段時間，還是希望從國家和社會的層面給可再生能源一定的支持。畢竟現在中國需要完成環境改善以及減少碳排放的任務；而且，可再生能源畢竟是一個高端裝備制造業的延伸，可以促進多層次的產業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