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思考，當我們的資源這樣的過剩，每一個城市的房子沒有充分利用起來，我們應該做什么事情？想了差不多三年時間，海內外看了一圈，差不多想明白了。要做什么事情呢？就是利用今天最有力的，最普及的技術——互聯網的技術，把資源充分地利用起來。像滴滴打車，Uber，能夠把汽車的資源利用起來一樣。手機上的一個APP，把多少汽車管理的中間環節給消滅了。還有一個叫AIRBNB的軟件，他就是把零零散散的對住房的需求，和全世界的房子鏈接在一起。沒有給社會增加一套房子，可是把每一套房子的利用率充分地提起來了。
做別的東西我不會，但我看到中國的辦公樓空置率特別多。我們能不能通過一個軟件，把對這些閑置空間的需求都利用起來？我們做了一個共享空間，名字叫SOHO3Q。做完這個后，毛大慶從萬科辭職了，要創業。
我說SOHO3Q 先給你提供一個辦公室，你先在這辦公。他一邊辦公一邊琢磨，結果做了一個跟我一樣的東西。他問我怎么看，我說毛大慶，你在萬科的時候，跟我們一樣，跟SOHO一樣，在過去的二十年時間，給中國的房地產做了巨大的貢獻。無論房地產的名聲多壞，要很客觀地來看，十年前建的房子，就沒今天建的房子好，二十年前建的房子，就沒十年前建的房子好。所以，房子的進步速度是非常大的。而建了這么多房子，把中國從人均五平方米、七平方米的住房面積，增加到接近四十平方米，這就是房地產開發商的貢獻，是為這個社會做了有益的事情。
可是今天，在全都過剩的時代，我們再去建房子已經沒有意義了。我們應該做的事情，是把已有的、沒有充分利用起來的資源利用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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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維迎：潘石屹先生的演講很精彩，他核心的思想就是，很多企業家的判斷力是來自于常識。能不能在再加一個故事，你當時為什么下海?
潘石屹：我下海那年是1987年。當時我在一個單位，這個單位是一個國務院的部委。現在呢，變了妾了，它的名字叫中石油。我就在這個單位里面，收入非常高。我記得我的工資收入是一百零一塊錢，而我爸爸是工作了好幾十年，又犯錯誤又平反，他的工資是六十九塊錢。可是我在單位天天無所事事。在我們這個機關里面，八百多個人，除了一個調度室的人有點正經事情，剩下的事情，工會、婦聯、宣傳、組織部，包括我在的部門叫做總經濟師辦公室，什么事都不干。確實是百無聊賴。
我分進去的第二年，又從別的學校來了一個女同事。我們科長說，陪這個女孩子去領個辦公桌去。我說好，因為后勤部在哪我都比較熟悉。我就帶著這個女孩，去領這個辦公桌去。當時，我們領一個辦公桌，然后每一個人發件石油工人穿的棉襖，就算成為石油戰線上的一員了。幫這個女孩兒把棉襖領了，然后就來挑桌子。兩個抽屜的桌子，挑了一個小時，我說咱們拿著個桌子趕緊回去吧。她說，潘石屹你可不知道，這張桌子要陪我一輩子的，我得仔細挑。
我感慨，真是啊，要在機關里呆著，我就得和這個桌子陪上一輩子。所有的東西都不會變化的。
我回去以后一晚上，我就琢磨，我說我得下海，就跑到深圳去了。這就是我下海的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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