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棄風并非完全因為技術原因，以零電價直購或給火電補貼就能讓風企減少棄風、增加上網，說明棄風限電的實質是利益博弈。”說這句話時，中國可再生能源學會風能專業委員會秘書長秦海巖顯得有些激憤。
在他身后的投影屏上，統計數據清晰顯示著棄風限電的殤痛：2010年至2015年，我國棄風電量累計達到997億千瓦時，直接經濟損失超過530億元。僅過去一年棄風電量就達到339億千瓦時，直接經濟損失超180億元，幾乎抵消全年風電新增裝機的社會經濟效益。
記者獲悉，中國可再生能源學會風能專業委員會已啟動我國可再生能源行業第一例集體法律維權行動，希望將《可再生能源法》所確立的“全額保障性收購可再生能源電力”原則以及基于此出臺的優先發展可再生能源的相關文件落到實處，并于3月31日召集企業和媒體進行專題探討。
地方政府行政干預“棄風救火”
秦海巖告訴記者，自去年以來，一些地方部門出臺的規定，有令棄風問題惡化和復雜化的趨勢，可謂棄風限電2.0版。比如新疆要求不參與直供電的新能源場站停發，云南要求風電拿出60%的收益補償火電等。
2015年12月初，新疆提出，為保證供暖，新能源已無消納空間，未參與外送交易或替代交易的新能源場站暫停發電。
如果新疆確因消納有限而棄風，云南則是另一種情況。云南基本上是不限電的，這種情況下地方政府強制要求實行“風火置換”，風電企業向火電企業，包括地方的高耗能企業進行利益輸送。在該省2015年11月、12月電量的40%中，風電企業每發1千瓦時電就要無償給火電企業0.21元。
另一個風電大省甘肅則以實施大用戶直購電、自備電廠發電交易等名義，壓低風電上網電價，直至零電價。
“我們現在屬于量價齊跌，預計今年虧損情況比去年還要嚴重。”研討會現場，某風電開發商向記者透露：“我們去年在甘肅棄風電量將近1億千瓦時，其中有5000多萬的交易電量基本是零電價。今年初，地方政府說全省只拿出50億做基礎電量，剩下都是直購交易或者置換，后來企業反映比較強烈。叫停以后，今年年初火電依然有125億交易電量，新能源按10%配比最后交易12億多千瓦時。這些新能源交易電量全部為零電價，不降到零電價就拿不到電量。”
值得注意的是，除風電外，水電等可再生能源也曾同樣受困地方的“土政策”。2014年云南省發文對水電企業征收“臨時電價補貼獎勵資金”，而在2013年，國家就已經將此項收費列入公布取消的行政事業性收費目錄。
“棄風限電的實質是風電發展觸碰到了傳統電力市場的制度性安排。而火電通過計劃電量，獲得了事實上的優先發電權。”秦海巖表示，近期一些地方出臺的政策改變了之前棄風限電的情況，通過低電價甚至零電價讓風企參與交易或置換，侵蝕到原本已經利用小時數不高的風電方面利益。
集體維權促全額保障細則落地
金諾律師事務所律師李紅楠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某些地方部門出臺的文件涉嫌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可再生能源法》（2009年修訂）、《可再生能源電價附加收入調配暫行辦法》（發改價格（2007）44號）、《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進一步深化電力體制改革的若干意見》（中發[2015]9號）、《電網企業全額收購可再生能源電量監管辦法》（電監會25號令）、《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1999）等文件的相關規定。
記者了解到，3月25日，中國可再生能源學會風能專業委員會已經完成向云南、新疆和甘肅三省區的相關政府部門申請信息公開、依法舉報，并視事態發展情況采取進一步法律行動。
李紅楠透露，將視情況采取包括申請信息公開、向國家主管部門舉報、申請行政復議以及法律訴訟等在內的多種法律手段依法維護風電企業的合法權益。
事實上，棄風現象早已引起國家能源主管部門重視。近期出臺的《可再生能源發電全額保障性收購管理辦法》無疑給風電企業吃了一顆定心丸。其作為《可再生能源法》實施十年后，第一個細化了全額保障性收購的辦法，被認為解了棄風棄光的燃眉之急。
“所謂全額，是量的全額和價的全額，不能保量不保價，否則量保了價上不去還是影響風電收益。”秦海巖指出，該辦法首次提出保障性收購電量和市場交易電量的劃分：通過計劃方式優先安排一部分保障性發電量，超出保障性范圍的發電量參與市場交易。“其中，保障電量如何確定非常關鍵，如果按照企業年利率8%計算，企業不會虧本，才可能進一步投資收益。”在國家氣候戰略中心主任李俊峰看來，該辦法并不是“尚方寶劍”，對于如何進行全額保障性收購仍然有待細化，尚需細節落實。
“行業和企業依法維護自身合法權利，是貫徹依法治國理念的具體行動。維權的意義甚至大于其行動的本身。”秦海巖表示，希望據此喚醒法制精神，推動相關法律的建立健全，以法律的形式確立可再生能源的地位，真正將《可再生能源法》所確立的“全額保障性收購可再生能源電力”原則以及基于此出臺的優先發展可再生能源的相關文件落到實處，以可再生能源電力為核心構建面向未來的電力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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