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中國火電機組平均供電煤耗319克/千瓦時(火電機組平均凈效率38.6%)，比2005年下降51克/千瓦時(火電機組平均凈效率提高5.4個百分點)，燃煤機組供電煤耗和效率總體達到世界先進水平;電網線損率6.74%，居同等供電負荷密度國家先進水平。
　　常規大氣污染物排放顯著下降
　　電力煙塵、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相繼達到峰值，并不斷下降。其中，電力煙塵排放量由2005年的約400萬噸降至2014年的98萬噸，單位火電發電量煙塵排放量0.23克/千瓦時;煤電煙氣脫硫裝機比重由2005年的14%提高到2014年的91.4%，電力二氧化硫排放量由2006年的峰值(年排放量約1350萬噸)降至2014年的620萬噸，與1995年的排放量相當，單位火電發電量二氧化硫排放量1.47克/千瓦時;煤電煙氣脫硝裝機比重快速提高至2014年的82.7%，電力氮氧化物排放由2011年的峰值(年排放量約1000萬噸)降至2014年的620萬噸，單位火電發電量氮氧化物排放量降至1.47克/千瓦時。2015年，通過新《環境保護法》的實施、《大氣污染防治法》的修訂頒布、大力貫徹國務院《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全面實施《火電廠大氣污染物排放標準》，以及部分地區推進燃煤電廠常規污染物超低排放等舉措，三項電力常規大氣污染物排放量將跨越式地大幅度降低。預計2015年底，火電三項常規大氣污染物年排放量之和將降至700萬噸左右，比2014年均下降約50%，創歷史最大降幅。與2005年相比，在火電量增長翻倍的情況下，三項大氣污染物年排放量下降了約70.8%。1980～2014年電力常規污染物排放情況詳見圖3。
　　電力二氧化碳減排取得成效
　　在應對氣候變化能力方面，通過大力發展高效煤電、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發電，不斷優化電力結構。2014年，單位火電發電量二氧化碳排放約855克/千瓦時，比2005年降低18.4%;單位發電量二氧化碳排放約645克/千瓦時，比2005年降低24.8%。以2005年為基準年，2006～2014年，電力行業通過發展非化石能源、降低供電煤耗和降低線損率等措施，累計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約60億噸，有效減緩了電力二氧化碳排放總量的增長。
　　大變化之電力改革新進展
　　全面深化改革為電力改革奠定了基礎
　　2015年是中國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之年。李克強總理在年初提出，政府決策要遵法、學法、守法、用法，要讓政府依法全面履行職責，所有行政行為都要于法有據，任何政府部門都不得法外設權。2015年，在2014年已全面取消和下放246項行政審批事項的基礎上，又進一步全面取消了非行政許可審批事項。不到一年的時間，正式下發的與電力有關的重要改革文件就有《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進一步深化電力體制改革的若干意見》(中發[2015]9號文，簡稱9號文)、《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推進價格機制改革的若干意見》、《國務院關于實行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的意見》、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總體方案》、中辦國辦印發的《行業協會商會與行政機關脫鉤總體方案》等。這些改革文件都體現了以黨的十八大、十八屆三中和四中全會精神，體現了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要求。
　　9號文件開啟了電力改革新局面
　　9號文于2015年3月發布以后，標志著電力體制改革進入新的階段。此次改革的主要內容是：“三放開一獨立，一深化三強化”，即有序放開輸配以外的競爭性環節電價，有序向社會資本放開配售電業務，有序放開公益性和調節性以外的發用電計劃;推進交易機構相對獨立;進一步強化政府監管，進一步強化電力統籌規劃，進一步強化電力安全高效運行和可靠供應。為有序加快推進改革，國家有關部門開展了各種試點，包括深圳市、內蒙古西部輸配電價改革試點，安徽、湖北、寧夏、云南、貴州改革試點，云南、貴州等省綜合試點，在甘肅、內蒙古開展可再生能源就近消納的試點等。政府部門也已與有關電力企業和相關方研究組建北京電力交易中心和廣州電力交易中心事宜，以及研究其他區域和省級交易機構的組建方案。
　　根據電力改革與發展的急需，一些與9號文件相關的內容已經由政府主管部門先期出臺，如《關于貫徹中發〔2015〕9號文件精神加快推進輸配電價改革的通知》、《關于完善跨省跨區電能交易價格形成機制有關問題的通知》、《輸配電定價成本監審辦法(試行)》、《關于改善電力運行調節促進清潔能源多發滿發的指導意見》、《關于有序放開發用電計劃的實施意見》等。而與9號文件直接相配套的輸配電價格改革、電力市場建設、電力交易機構組建和規范運行，有序放開發用電計劃、售電側改革以及加強和規范燃煤自備電廠監督管理等6個文件預計近期出臺。
　　生態文明改革與電力改革息息相關
　　生態文明體制改革與電力改革和發展密切相關。圍繞《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總體方案》，政府部門發布了《關于生態環境損害責任追究》、《生態環境損害賠償》、《環境保護督察》、生態環境監測網絡建設、編制自然資源資產負債表、自然資源資產離任審計等6個配套文件。這“1+6”文件的基本要求，一是要建立有效的環境經濟制度，實現環境成本內部化，并充分發揮市場在環境保護和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二是強化企業環境主體責任和加強政府監管責任。要建立可操作、可視化的綠色發展指標體系，把資源消耗、環境損害、生態效益納入經濟社會發展評價體系，實現對各主體的生態文明建設目標和評價考核。可見，這些文件既為我國環境治理基礎制度改革提供了依據，也為電力改革和發展提供了重要參照。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簡稱“十三五”規劃建議)明確提出：改革環境治理基礎制度，建立覆蓋所有固定污染源的企業排放許可制，實行省以下環保機構監測監察執法垂直管理制度。這項對我國長期以來的環境管理體制具有顛覆性的變革，無疑對電力企業現行的管理體制、機制也都將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國電力工業正經歷著前所未有的大變化。電力新常態表明，電力供需矛盾由長期以來的短缺狀態向相對過剩轉變;電力工業的規模達到世界第一，技術水平進入世界先進行列;電力能效水平、污染控制水平達到世界先進;電力常規大氣污染物排放已經不是制約電力工業發展的主要因素。
　　雖然新的電力體制改革正在推進之中，但是，一個新的電力體制像是在海平面上露出了桅桿的一只航船，正向我們駛來。面對經濟新常態、綠色發展新要求、能源革命新態勢，新的矛盾、新的任務、新的“堡壘”已經擺在電力行業的面前，站在歷史新起點上的中國電力行業，機遇前所未有，挑戰亦前所未有。(未完待續)
　　(本文刊載于《中國電力企業管理》(綜合)2015年12期，作者系中國電力企業聯合會黨組成員、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