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較而言，對于柴靜的紀錄片中提出的霧霾問題，中國政府的態度是明確的。2013年9月中國國務院出臺了被稱“史上最嚴十條”《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對于《穹頂之下》中所反映的，中國環境保護部門治理污染沒有“牙齒”，環境執法無奈的問題，在2015年1月1日開始實施，被稱為“史上最嚴”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被認為是“有牙齒”的環保法，對污染是“零容忍”。柴靜的工作正如她在接受人民網采訪時所說，希望能對當前正在修訂的《大氣防治法》，和正在制訂的國家油氣體制改革方案產生影響，這當然也很重要，不過與《寂靜的春天》的影響是不能相比的。
　　第三，在社會影響上，戈爾說：“《寂靜的春天》播下了新行動主義的種子，并且已經深深植根于廣大人民群眾中”“《寂靜的春天》的出版應該恰當地被看成是現代環境運動的肇始”“蕾切爾˙卡遜是促使我意識到環境的重要性，并且投身到環境運動中去的原因之一”。《穹頂之下》會不會有這樣的影響呢?這還需要時間的檢驗。但是中國人對環境保護的關注與關心程度非常低，有多少人因為看了這個紀錄片而改變了自己的行為，參與到環境保護行動當中了呢?如果這部紀錄片真的像另一位從中央電視臺離職的知名主持人崔永元所說，“大家看看也就完了”，恐怕就更不會有《寂靜的春天》的作用了。
　　總之，盡管柴靜的這次關于中國空氣質量的調查工作，在中國引起廣泛關注，成為重要的新聞，但是，畢竟現在不是半個多世紀前的美國，中國和中國人也不是美國和美國人，《穹頂之下》難以成為中國版的《寂靜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