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環保問題遇到經濟問題，站在道德的制高點上進行評論是件容易的事，但事情有時并不是這么簡單、絕對。如何平衡長期發展和短期利益的矛盾，需要利益相關方有著眼未來的氣度、切實改變的勇氣和真金白銀的付出。
2014年，安大略省最后一個燃煤發電廠Nanticoke Generating Station完成歷史史命，正式關閉，安省也因此成為全加拿大第一個無煤污染的地區。
有人曾測算，安省取締用煤發電，相當于將700萬輛汽車消失于道路中，民眾將因此擁有更清新的空氣，更適合居住和戶外活動的自然環境。與之對應的，加拿大西部的阿爾伯塔省一直強調放棄煤炭發電的不現實之處，結果是該省人口僅占全國的1/10，碳排放量卻占到約全國的1/3。兩者的鮮明對比，足以讓環保主義者振奮。
走到當下這一步，安省花了足足10年的時間。
2004年，時任安省省長道爾頓˙麥堅迪(Dalton McGuinty)做了項驚人的決定：逐步放棄長久以來令當地環保主義者詬病的燃煤電廠，轉型綠色能源——要知道那個時候，太陽能、風電、生物能源等一系列新能源被公認為代價過于昂貴，即使到了今天，也仍無法完全做到平價入網。
但安省政府對轉型之路表現出了異乎尋常的決心。2009年，《安省綠色能源法》(OGEA)發布，政府開始利索地關閉傳統電廠，并迅速和許多再 生能源電廠(水電廠、風能電廠、太陽能電廠、生物質電廠等)簽署合同，大力推廣新能源。到了今天，總算是有令人欣喜的階段性成果，甚至被稱贊為 “北美大陸上最好的綠色能源計劃”( 美國前副總統戈爾語)。
但事情并不像看上去那么簡單。如果你問安省居民，是要霧霾還是要洗肺級空氣?毫無疑問人們會選擇后者。但如果再繼續追問：為了這口空氣你是否愿意持續支付更高的電價?回答可能就沒有那么統一了。
2004年3月31日，安省還是全加電費最便宜的省份，統一每度4.3分，而今天，安省居民收到的電費單顯示，高峰、中峰及低峰用電價格分別為14.0分、11.4分及7.7分(分別相當于人民幣0.75元、0.62元和0.42元)，一躍成為最昂貴的省份，而且眼看著還要繼續漲漲漲。這其中，再生能源開發導致的成本提升是最大的原因。以2013年為例，風電廠和太陽能電廠僅提供全省不到4%的電力，但卻占到全省居民電費成本的約20%。
電價的持續上漲不僅影響日常生活，也對傳統制造業造成了一定的沖擊。安省賴以聞名的汽車、鋼鐵、機械行業均需消耗巨大的電量，成本的提升降低了這些行業的投資回報率，也使得一些傳統崗位工人被迫轉型，面臨結構性失業。
甚至于將來，只要綠色能源仍未完全實現低成本量產和有效商業化運轉，全省納稅人為綠色能源轉型買單的局面，很長一段時間內都仍將繼續存在。這也是為什么一到省選，各個黨派都把“綠色能源”作為重要公共議題推到前臺，其中的利害得失，反反復復地被挑戰，被論證。
這是現階段綠色能源計劃無法回避的矛盾，也是權衡經濟發展與環境治理得失時必須要考慮的問題。如果說“要錢還是要命”這種說法太過于極端和絕對，有 扯環保大旗進行道德綁架之嫌，那落腳點是否應放在：為了更美好的未來，長期發展與短期利益的平衡點應該落在哪里?各級政府、各行各業、普通民眾又該分別承擔什么樣的責任?
安省政府并非漠視這些問題，也為此做了不少努力。比如為了緩解民眾的費用壓力，推出了清潔能源補貼計劃，延長了用電非高峰期時段，并以能源稅退稅的形式向中低收入階層轉移支付，省府甚至考慮未來成立數個專項計劃，以協助繳付電費有困難的用戶。
另外，政府也一直在強調，綠色能源的發展雖然會犧牲一些傳統制造業崗位，但本身也會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事實上，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簽訂后，制造業向工資水平較低的墨西哥轉移已是不可避免的趨勢，即便沒有能源轉型，安省要想繼續保持制造業中心的地位，也是既不現實又不符合長遠發展趨勢的。
既然如此，政府何不借推廣綠色能源之際進行產業的升級換代?據統計，目前僅多倫多就有超過1,700多家公司的36,000多名員工提供可再生 能源和清潔技術產品及服務，全省相關崗位已累計超過5萬余個，包括中國在內的大量綠色能源公司紛紛投資安省或與其進行技術合作。從某種意義上說，安省的確 已經逐步成長為北美甚至全球可再生能源研究和實施的領頭羊。
除了“綠色能源”計劃，這幾年安省在環保上的努力還包括2006年時提出的 “綠色地帶”計劃。開車在多倫多外圍轉悠，常常會發現”green belt”的標志，一開始不明白什么意思，后來才發現，這是政府為了保護農業和基礎設施用地所實施的“圈地運動”，使其免遭住宅開發的侵蝕，留待后代作長遠規劃。
雖然仍有諸多不盡人意之處，但客觀的說，在保持經濟持續發展的壓力下，能達到現在的局面，已經算是不易。雖然這平衡會不斷被打破，但打破了也沒關系，眼光放長遠些，各方利益多考慮些，互相理解、不斷磨合，在動態平衡中不斷前進唄。
如果政府放低環保會如何?PM2.5、霧霾、水氧化物污染、土壤酸化、重金屬污染、垃圾圍城，沒有人期望看到這些專業環境詞匯成為普通民眾的普及知識，也沒有人愿意環境引發的問題成為當下社會沖突的主要源頭。
即便是GDP取得了驚人增長，而其中的一大部分，要被用來付環境惡化的賬，這其中的得失又該如何計算?大洋彼岸的中國，在2010年時，全國生態環境退化成本即已達到15389.5億元，占GDP的比例達3.5%，而虛擬治理成本(指目前排放到環境中的污染物按照現行的治理技術和水平全部治理所需要 的支出)從2004年的2874.4億元提高到2010年的5589.3億元，增長達94.5%。對照之下，當下為“綠色能源”買單而心有不爽的民眾也許 會覺得，自己現在所支付的代價，其實還是在可接受的范圍內的。
灰了的天能再藍回來么?當然可以，否則怎么有“APEC藍”的說法。說到底，好東西有好價錢，看愿不愿意買，什么時候買而已。沒有一方可以置身事外，也沒有一方只憑發發牢騷就能獲得理想的結果。各方出力，人人有責，在環保這個話題上，還真不是一句空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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