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手經濟，右手能源、環境。長期以來，在眾多話語體系中，經濟增長與更好、更清潔的地球成了不可兼容的選項。然而，清華大學新氣候經濟項目團隊的最新報告卻表明，在處于工業化末期和城市化中期的我國，經濟、能源、環境目標可以實現協同發展，實現“三贏”。
　　“應對氣候變化和發展世界經濟不再是兩難的抉擇，中國面臨著巨大機遇，中國能在繼續發展的同時減少大氣污染并降低氣候變化風險。”11月14日，在清華大學《中國與新氣候經濟》報告（以下簡稱《報告》）發布會上，墨西哥前總統、全球經濟和氣候委員會主席菲利普·卡爾德隆做了上述表述。
　　《中國與新氣候經濟》報告可謂生而逢時——11月12日，中美兩國共同在北京發表了《中美氣候變化聯合聲明》。該聲明宣布，美國計劃于2025年實現在2005年基礎上減排26%－28%的全經濟范圍減排目標并將努力減排28%；中國計劃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達到峰值且將努力早日達峰，并計劃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提高到20%左右。
　　“在過去一周里，中美兩國領導人并肩做出了控制兩國排放的重大承諾，今天《中國與新氣候經濟》研究的公布，為中國減排目標的達成提出了具體的政策建議。”在清華大學的發布會上，總部設在美國華盛頓的世界資源研究所主席兼CEO安德魯·斯蒂爾博士如此評價《報告》出臺的時機。
　　中國面臨三大領域世界最嚴峻挑戰
　　清華大學能源環境經濟研究所教授、報告作者之一滕飛表示：“中國領導人和決策者在經濟發展、環境治理和應對氣候變化這三大領域同時面臨著世界上最嚴峻的挑戰，未來15年，中國在上述領域的選擇不僅將塑造中國的未來，也將塑造世界的未來。”
　　具體在經濟領域，《報告》認為，中國有機會在2030年前躋身高收入國家的行列，并成為全球GDP總量最大的經濟體，但需要在未來20年實現可持續的經濟增長，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在能源領域，《報告》指出，中國有機會主導世界新能源與可再生能源的發展，引領世界能源的未來，但需要實現能源體系的重大變革，建立安全、高效、清潔、低碳的能源供應與消費體系。
　　《報告》還認為，中國有機會在全球低碳發展中扮演重要角色，在國際分工體系中向產業鏈上游移動，但需要進一步限制溫室氣體排放，管控氣候變化帶來的風險；中國有機會以環境治理為契機來優化經濟增長，但需要進一步加強環境管理，提高環境質量。
　　構建節能減碳的“倒逼”機制
　　《報告》的主要作者、清華大學低碳經濟研究院院長何建坤教授建議，中國應盡早制定中長期的二氧化碳減排目標，并以此為導向，構建促進經濟社會發展方式轉變和加速節能減排的“倒逼”機制。
　　另外，《報告》發現，我國減少煤炭消費和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的目標也能促進技術創新并提升生產率。目前中國投資拉動增長放緩，面臨日益嚴重的資源制約，這對于中國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尤為重要。
　　在控制煤炭消費總量問題上，《報告》認為，煤炭不僅是中國PM2.5的重要排放源，更是引發氣候變化的主要溫室氣體排放源。在京津冀、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區，50%至70%的PM2.5來自煤炭燃燒。該報告建議，中國的煤炭消費總量應在2020年前后停止增長，并盡快實現絕對下降。
　　同時，《報告》稱，控制煤炭消費總量，有利于降低中國化石燃料的對外依存度，從而提升能源安全。如不采取控制煤炭消費總量的措施，到2030年中國石油的對外依存度將升至75%，天然氣將超過40%，關鍵經濟部門將面臨價格波動的風險。
　　在環境治理方面，《報告》建議，為達到改善大氣質量目標，我國必須加速推進經濟結構調整、節能減排和能源結構調整。這些措施對于京津冀和長三角這兩個污染最為嚴重的地區尤為重要。報告發現上述措施在實現中國主要城市空氣質量全面改善的同時，還可以產生顯著的二氧化碳減排效果，并且這些應對氣候變化的GDP成本大部分可以被環境及健康效益抵消，并不會對經濟發展造成顯著的負面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