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除了爭權之外，在新能源發展思路上，主管新能源發展的財政部、國家發改委和能源局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詮釋對發展新能源的理解。
　　這在過去三年中國“百花齊放”的新能源政策中能找到印證。
　　2009年哥本哈根氣候大會之后，各部門對新能源的理解開始逐漸分化，這在太陽能光伏政策上體現得最為明顯。
　　以為太陽能屋頂和光伏建筑建設提供百億補貼的“金太陽示范工程”為例，這一政策的推動和主導者是財政部，采取的光伏補貼方式是對納入金太陽示范工程的項目都給予總投資50%的直接補助。這種模式雖迅速提高了企業積極性，然而由于項目建成后發電效果難以掌控和管理，“騙補”現象層出不窮(具體參見本報2010年3月24日《扭曲的“金太陽”工程》)。
　　與“金太陽示范工程”同步的是光伏并網發電特許權招標項目。國家能源局針對的不再是城市建筑，而是大型荒漠光伏電站。
　　與財政部簡單的直接補貼模式不同的是，國家能源局是競爭機制的堅定執行者。能源局認為，在效益相同的條件下，哪家企業要求的補貼資金較少就授予哪家投資開發，這能使有限的補貼發揮更大作用。這種競爭招標模式能迅速降低新能源成本，但讓新能源企業的利益直接受損，因此被企業廣為詬病。
　　2011年8月，國家發改委又出臺了全國統一的1.15元/度或1元/度的光伏上網固定電價。這種模式由于給了光伏開發商確定了價格激勵，備受企業擁護，中國西北就此出現光伏電站“大躍進”之景。此種拋棄市場機制的人為制定電價，弊端在于難以保證項目開發成本最低。
　　上述三種模式幾乎代表了當今國際上幾大主流的新能源政策取向。2011年11月，作為招標競爭模式的支持者，國家能源副局長王駿發表了《新能源發展探討》一文，該文嚴厲批評了直接補貼和固定電價兩種政策，稱固定電價模式“會收到適得其反的效果”。
　　但這并不影響各部委的思路。“至少目前看來，他們誰也無法說服誰。”一位在能源系統長期工作的官員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