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定寰 原科技部黨組成員、秘書長，曾任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領導小組辦公室成員、戰略研究組組長。現任國家能源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中國產學研合作促進會常務副會長、中國生產力促進中心理事長、中國科技咨詢協會理事長等職。長期負責國家工業及高新技術領域科技計劃與重大項目的組織實施、國家火炬計劃及國家高新區的策劃與實施。
　　記者：您怎樣看待霧霾天氣的形成，跟化石能源的燃燒有多大關系?
　　石定寰：霧霾天氣的形成說明一個地區的環境承載能力超過了自然環境允許的范圍。改革開放以后，我們的經濟開始高速發展，但發展的同時忽視了環境承載力。1980年我們消耗了6億噸標準煤，人均還不到1噸，現在已經接近40億噸了，而且主要集中在長三角、珠三角等東部地區。我們在污染物的治理上又沒有下很大功夫，標準一直是比較低的。比如現在我們對煤炭中汞的排放依然沒有做出要求，而美國已經根據汞的排放，對超過標準的電廠進行關閉了，我們現在也缺少這種技術準備。中國有句俗話叫“有買棺材的錢沒有治病的錢”，往往項目建設時只看到初始投資便宜，并不考慮全生命周期中的成本，實際上后期治理的代價更大，這就是一種短見短視。
　　“要改變能源分頭管理的現狀”
　　記者：您怎樣理解能源革命?
　　石定寰：大家都知道變革和革命的涵義是有很大的不同，全國這么多產業領域，為什么單單提到能源領域的革命?很顯然是有用意的。6月份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進一步詮釋了能源革命，總書記講了四個革命一個合作，通過這種方式解決中國的能源問題。因為能源問題關系到經濟、社會、生態文明等方方面面，能源是一個核心問題。
　　但能源問題絕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決的，它是一個龐大的系統工程。實際上，我們國家早在上世紀80年代組織能源政策研究時就是作為一個大系統來考慮的。
　　我當時參與了，也組織了電力、石油等各方面的專家，當時研究的范圍就已經很廣泛了，包括城市能源問題、農村能源問題、能源法律問題、能源經濟政策問題、節能能效問題、新能源發展問題、能源規劃的理論方法等很多方面。后來我們編寫了中國第一部能源政策的大綱，1981年又向中央提交了中國能源問題的十三條建議，當時小平同志看到后，認為這個建議很有見地，并明確指出能源是經濟的基礎。
　　比如當時提出了新能源的十六字方針：“因地制宜、多能互補、綜合利用、講求效益”。現在看仍然是不落后的，每一個地方的自然條件和資源稟賦不一樣，所以一定要因地制宜。而單一的能源不可能解決能源問題，所以今天能源革命必須是多元化的結構，而且不能僅僅是簡單的拼湊，應當有機的整合。綜合利用，比如生物質能既可以產生能源，也可以產生農業的有機肥，太陽能發電既可以發電也可以供熱，這都需要綜合利用。
　　特別是現在我們需要將信息化、跨界融合等手段注入到能源領域中。因為我們現在的能源是分散的，像德國就有幾百萬個光伏電站，如果沒有信息化的手段是絕對不行的。另外，能源革命是一個普遍命題，我認為應當讓社會各界都參與到討論中，以此轉變我們現在的一些觀念。
　　記者：您有什么想法和建議?
　　石定寰：對于中國而言，不可能有一個藥方把所有的問題都解決了。所以從結構上來講必須是一個多元化的結構，按照區域特點進行合理的優化布局。從生產方式上來講，過去我們總是提倡規模化，越大越好，但物極必反。現在我們大和小要同時進行，大的能源基地要有，分布式也要有。特別是現在我們的園區經濟已經成為一種非常重要的形態，大的經濟園區已經有上百平方公里了，未來可以圍繞園區經濟、圍繞城鎮化建設新的能源系統。
　　另外，我覺得能源管理機構本身的職能要加強，尤其應該加入宏觀管理職能，而不是項目審批職能，同時加強對市場的監管，也包括很多新方法、新經驗的試點推廣。說到這里，我認為能源法治的改革已經迫在眉睫。
　　還有一個問題是我們現在能源管理是分頭的，比如能源開發和節能應該是一個整體，但我們開發方面是能源局在抓，工業節能又是工信部在負責，交通節能則在交通部，管理是非常分散的，這就需要統籌協調。
　　“加大創新破解電源難題”
　　記者：現在西南水電基地存在棄水問題，您怎么看?
　　石定寰：棄水問題的本質應當說是一個優化調度問題，現在我們的電網與電源沒有配合起來。最近中電投黃河公司正在研究水光互補的優化調度，可以探討一下。比如云南也有比較好的太陽能資源，將來是不是可以與水資源互補起來。可以在云南干旱的時候，用太陽能水泵把河谷里的水提上來，這個高度可以達到800米。也可以利用棄水做一些抽水蓄能電站，這里面還需要一些技術創新，可以通過試點來破解這個難題。
　　記者：您認為風電棄風問題的結癥在哪里?應當如何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