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休之前，黃毅誠把主要精力傾注在占我國能源主體地位的化石能源行業。此后，黃毅誠逐漸關注可再生能源在環保、節能以及緩解電力緊張中發揮的作用，并將目光轉移到我國的風能事業中來，提出應大力發展風電，“把風力發電作為電力的一個重要方面軍。”

黃毅誠：用心參與能源事業

　　黃毅誠的經歷頗豐，任過的職務用“十個指頭”都難以數盡。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應該是他位于國家計劃委員會（以下簡稱國家計委）副主任和國家能源部（以下簡稱能源部）部長的那些年。
　　在國家計委期間，黃毅誠主抓了節能工作，解決我國能源系統和節能事業發展所面臨的資金難題，并進行了集中供暖、熱電聯供和以煤代油等節能改革。在能源部，黃毅誠以縮短工程建設工期為提高能源投資效率的突破口，開展了電廠管理的“雙達標”、煤礦安全生產管理和支持能源部各企業發展“三產”的工作。
　　離休之前，黃毅誠把主要精力傾注在占我國能源主體地位的化石能源行業。此后，黃毅誠逐漸關注可再生能源在環保、節能以及緩解電力緊張中發揮的作用，并將目光轉移到我國的風能事業中來，提出應大力發展風電，“把風力發電作為電力的一個重要方面軍。”
　　芝麻西瓜都要
　　1979 年9 月，黃毅誠被調往國家計委綜合局任副局長。在這樣一個高層管理部門工作，令初來乍到的黃毅誠感到些許不適。
    “計委是國家的一個大綜合部門，計委綜合局又是計委的綜合部門，真是綜合的綜合。”
    黃毅誠曾經坦然提到：“我在大工廠當廠長、總工程師約30 年，每天處理的都是一些具體的問題。而綜合局每天研究的都是一些國民經濟的大數字，在我看來都是空對空。當然，我從他們的討論中也了解到和學習到不少東西，特別是國民經濟的一些宏觀問題。”
    黃毅誠可謂生逢亂世。與當時一些革命軍人家屬的遭遇相似，父親黃火青在這個兒子僅僅五個月大的時候，就離家去武昌參加革命，直到黃毅誠14 歲參加新四軍后，才得以父子相見。1941 年延安大學成立，黃毅誠進入該校中學部學習，幾年后考入自然科學院（北京理工大學前身）。
    1951 年，黃毅誠受政府委派至蘇聯學習汽輪機制造技術，4 年后歸國，立刻被派往上海汽輪機廠幫助研發6000 千瓦汽輪機，在該機組試制成功后，調往哈爾濱汽輪機廠任副廠長、總工程師。之后的3 年時間里，黃毅誠先后組織了高溫高壓2.5 萬千瓦冷凝式機組、高溫高壓單抽汽和雙抽汽2.5 萬千瓦機組、高溫高壓5 萬千瓦汽輪機組和高溫高壓10 萬千瓦機組、超高壓20 萬千瓦機組的研制、生產活動。
　　“精神不是萬能的，但我深信精神在一定條件下可以變為物質。”黃毅誠認為。
　　此后，黃毅誠又擔任了北京重型電機廠總工程師，并使該廠從生產中小型汽輪機為主，通過完成研制10 萬千瓦機組而一步躍入大型汽輪機生產廠家的行列。“單缸10 萬千瓦汽輪機是國內所有試制的汽輪機中進行科研實驗項目最多的”, 為設計該款機組所積累的經驗和技術的余量，基本解決了該廠生產30 萬千瓦、60 萬千瓦汽輪機組所能遇到的難題。
　　中國節能事業的實質性起步，可以說與黃毅誠的一次工作匯報有關。
　　1980 年，我國能源供應出現緊張，而黃毅誠發現我國在能源利用上，存在著巨大的浪費。他主動找到了時任國家計委主任的余秋里，提出國家計委應出面抓全國的節能工作。余秋里同意了黃毅誠的提議，并將此項工作交給了他。在從綜合局工業處抽出了三位工作人員和從基建投資的銀行貸款額中撥出了4 億元的指標后，全國性節能工作開始展開。
　　當年年初，黃毅誠和幾位同事先后到東北、華北地區的十多個城市進行了實地調查，回京后編寫了《節約能源30 例》，該書結合實例，具體地指出了企業在哪些方面存在著節能潛力，并給出了解決方案和實效數據。
　　黃毅誠認為，“節能不能光撿芝麻，更應該抱西瓜。電力節能涉及熱電聯產和淘汰小火電、提高火電效率兩個有節能效果的重點項目。
　　抓好這兩個節能項目，每年可以為國家節約好幾億噸煤炭。”
    集中供熱具有兩大優勢，一是大型鍋爐熱效率比小型鍋爐高30%，因此相對來說更節約能源；二是鍋爐的容量增大后，利于將供熱和發電結合起來，提高發電效率。黃毅誠算過一筆總賬，發現將集中供熱和熱電聯產相結合，可以節約一半能源。他為此撰寫了一篇文章，后被《人民日報》轉載，引起一定的爭議。
    “當然會有不同的看法，例如《經濟日報》發表的一篇文章，認為小鍋爐進行技術改造是節約能源的最佳途徑，在文中還點出了不同意我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