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發展可再生能源是我國中長期發展戰略重要選擇

 　　我國可再生能源資源豐富（技術可開發利用量達60億千瓦，年產能量為40億—46億噸標準煤），具有大規模發展的潛力，具備發揮未來主流能源作用的資源基礎。從水能來看，我國水能資源理論蘊藏量的年發電量達6萬億千瓦時，技術可開發水電站裝機容量5.4億千瓦，年發電量2.5萬億千瓦時（折合8.6億噸標準煤）；從風能來看，我國風能技術可開發量為7億—12億千瓦，年發電量可達1.4萬億—2.4萬億千瓦時；從太陽能來看，我國太陽能資源豐富地區的面積占國土面積96%以上，每年地表吸收的太陽能大約相當于1.7萬億噸標準煤，每年太陽能熱利用可相當于約3.2億噸標準煤，年發電量可達2.9萬億千瓦時；從地熱能來看，我國深度2000米以淺的地熱資源所含的熱能相當于2500億噸標準煤，地熱資源的經濟可開采量相當于2000萬千瓦的地熱發電裝機（年發電量約1300億千瓦時）；從生物質能來看，當前我國可利用生物質資源約2.9億噸標準煤，主要是農業有機廢棄物，適宜利用方式是發電燃料和民用沼氣等，今后隨著造林面積的擴大、經濟社會和生物質技術的發展，生物質能源資源總潛力有望達到8.9億噸標準煤；從海洋能來看，我國波浪能、潮汐能、潮流能和溫差能等海洋能的理論資源量分別達數千萬千瓦甚至數百億千瓦，可開發利用量有望達到9.9億千瓦。
　　研究結果表明，預計到2020年、2030年、2050年，我國含水電的可再生能源在新增一次能源供應中的比例可分別達到36%、45%和69%，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分別達到12億噸、20億噸和40億噸，減排CO2的貢獻率到2020年、2050年可分別達到20%和50%左右。因此，加大力度發展可再生能源，可大大提高我國清潔能源的供給能力，優化一次能源消費結構，同時大幅度降低溫室氣體排放、保護生態環境，總之將成為有效緩解資源和環境壓力的重要途徑。
　　三、加快發展可再生能源已成為世界各主要經濟體實現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重要選擇
　　當前全球仍處于國際金融危機后經濟調整的關鍵時期。雖然在各國經濟刺激計劃下，有關國民經濟各個行業的走勢有很多結論，但各主要經濟體對新能源行業發展的認識卻日趨相同，即抓緊經濟調整的關鍵時期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產業。原因在于：一是歷史經驗表明，經濟周期調整的結束一般會以某些新興行業的崛起為標志。在新能源領域，其市場和產業布局尚處于形成之中，具有很大的爭取空間，未來各主要經濟體能否在該領域取得發展優勢取決于當今的努力。可再生能源的特點決定了其必將成為未來重要的新興產業，因而在經濟調整關鍵時期，各主要經濟體都不約而同地將其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戰略高度。二是可再生能源的本土性、清潔性以及技術可預見性，使之成為世界能源發展和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重要選擇。當前，許多國家的核心利益與全球化石能源的分配格局緊密聯系，形成了錯綜復雜的國際地緣政治關系。為盡早擺脫束縛，各主要經濟體都在尋求多樣化的能源解決方案，尤其在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壓力下，各主要經濟體對資源可獲得性、技術可靠性、產業可能性以及經濟性更加可控的可再生能源更加青睞，形成了全球對可再生能源高度關注的局面。三是對可再生能源的開發利用技術的爭奪，必將引發國家核心競爭力的改變。可再生能源的特點決定了其開發必須通過現代裝備制造技術，才能將地熱、風力和太陽能等自然資源轉化為可用及可控的能源。可以預計，對可再生能源技術的爭奪，將是新一輪國家能源領域競爭的焦點。誰掌握了可再生能源的裝備技術，誰就擁有未來開發利用自身可再生能源的主動權，也必將在“后石油”時代把握國家能源安全的主動權，這也促使各主要經濟體將可再生能源作為未來技術競爭的重點新興產業。
　　雖然當前世界各國可再生能源在能源中的貢獻率還非常低，但是發達國家積極發展新能源，其目的既著眼于應對金融危機和經濟困境，也致力于在能源和氣候變化問題上把握主導權、加大國家間政治博弈中自身的砝碼，更是在戰略上搶占未來技術發展的制高點，從而為新一輪的經濟增長積蓄力量，為掌握國家未來發展的主動權做好準備。
　　我國可再生能源資源豐富、應用前景廣闊。雖然由于資源評價缺乏、技術滯后、產業支撐不足、政策體系不完善等原因，相對于發達國家的強勁發展勢頭，我國可再生能源的開發利用尚處于早期階段，在國家能源安全保障中發揮關鍵作用還需要一段時期。但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一個正在崛起的發展中大國，必須依靠先進的技術和強大的工業基礎，才能實現國家核心能力的顯著提升；在堅持走我國特色的強國道路過程中，發展可再生能源將是我國解決能源和環境問題、實現可持續發展的諸多途徑中最具可行性的一個戰略選擇。因此，亟須加快發展可再生能源產業，以保證中國中長期發展戰略的順利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