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著全球新增裝機總量中可再生能源首次超過煤炭和天然氣,以石油為代表的化石能源價格跌到歷史低點，新舊能源交替的‘拐點’正式到來。在這一大趨勢下，中國需要通過供給側革命，用新能源助推綠色發展，實現中國從新能源大國到新能源強國的轉變。”全國人大代表、中國明陽風電集團董事長張傳衛日前接受記者采訪時說。 　　從法律層面保障新能源地位
　　“能源供給側改革，核心是要實現能源結構優化調整和資源的重新配置，能源作為最重要的資源要素，沒有法律作為支撐不行，僅僅靠政策、紅頭文件只能起到短期效果。” 張傳衛說。
　　為此，他建議要制定中國特色的“清潔電力法”，把“綠證”制度問題、消納調度問題、補貼問題、配額問題、社會資本參與問題、多元辦電問題，以及電改9號文件關于分布式能源的問題，用法律形式確定下來，規范能源生產、供給、消費、行為習慣，依法推動經濟低碳轉型，促進綠色經濟發展。
　　有統計數據顯示，去年棄風棄光電量接近 500 億度，相當于去年新增風電裝機全年發電總量。張傳衛認為在這一狀況下，有必要建立“綠證”制度，用市場化機制促進新能源電力消費，強化新能源市場供給優先權。對于清潔能源電力， 憑“綠證”配額可優先上網，優先出售；對于新能源建設沒有達到指標的地方，強制從其他地方購買“綠證”、交易新能源；能源消費企業必須持“綠證”配額首選新能源并以此得到國家政策優惠。
　　目前，我國已在七地開展碳交易的試點工作。張傳衛表示，碳交易和綠證交易都具有綠色屬性。一個是在前端保證生產清潔電力生產；一個是在末端保證清潔電力消費，實現節能減排。
　　對于此前不久出臺的《關于建立可再生能源開發利用目標引導制度的指導意見》，不少人認為這是弱化版的可再生能源配額制，與業內期望值有較大距離。張傳衛則認為，文件中規定可再生能源發電量達到全部發電量的具體數字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進一步確認了新能源在整個能源結構中的地位。接下來，可再生能源配額制要切實推進，也必須配套有法律約束力的懲罰機制。
　　“無論是配額制、綠證制度，還是補貼制、消納問題，都要形成一個完整的體系，包含清潔能源從開發到運營的完整政策體系和法律法規。”張傳衛說。
　　解決棄風棄光關鍵靠機制
　　在張傳衛看來，要解決棄風棄光問題，關鍵還是在于機制。從根本上說，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調度問題、配置的優先權問題。
　　“必須厘清誰給誰調峰的問題。在新能源從補充能源向替代能源轉變的大趨勢下，不應是風電、太陽能給火電調峰，而是火電給風電、太陽能調峰。在量的保障、調度機制、配送供給機制上，先清潔能源后化石能源。當然，在推進過程中，要靠政府主管部門進行宏觀調控。 ” 張傳衛說。
　　去年，我國新增風電裝機超過3000萬千瓦，刷新了歷史紀錄，但業內普遍預測今后幾年風電新增裝機將明顯回落。
　　張傳衛預測，2016年風電新增裝機將在2000萬-2500萬千瓦。他認為，下一步，大規模集中的風電場開發趨于減少。分布式離網型風光儲互補型發電系統，甚至發配售一體化的解決方案將成為“十三五”風電乃至清潔能源開發的新趨勢。
　　“在這一背景下，風電制造企業要從單一的風機提供商向系統集成商和清潔能源整體解決方案商轉變，從賣電、賣設備向資產管理轉變。”張傳衛說，“目前，我國風電制造行業商業模式創新嚴重不足，無法支撐從生產型制造向服務型制造的轉型。根據國際經驗，制造是GE、西門子等跨國公司的核心，但支撐其盈利的卻是租賃和金融板塊。 所以，我們也必須進行商業模式的創新，支持新能源裝備企業建立金融和融資租賃公司，支持風電行業建立全生命周期的資產管理公司。”
　　“三個中心”支撐新能源強國
　　回顧起中國風電發展的歷史，張傳衛頗有感慨。他說，中國剛開始風電開發時，兆瓦級風機還是個奇跡。現在全球最大的單機和海上風機都來自中國，抗臺風型、高原型風機也來自中國。中國風電的技術、標準、施工等已經開始走向海外多個國家和地區。
　　不過，張傳衛也坦言，整體來看，我國新能源發展仍面臨著核心技術受制于人的難題，儲電、太陽能、風能都存在類似的困境。因此，他建議把新能源核心技術創新研發作為國家重大戰略工程，整合資源，創新模式，提高成功概率，加快成果轉化。具體而言，可考慮設立新能源創新國家基金，參與支持國內外新能源重大新技術研發， 創造條件讓全球新能源高端人才、技術、資本向中國匯聚、 流動，支撐新能源中國創新、創造，把中國打造成世界新能源技術研發中心。
　　此外，伴隨新舊能源交替的“拐點”來臨，世界對新能源高端設備需求巨大，給中國調整產業結構，輸出高端裝備制造帶來了難得機遇。應把新能源和高鐵、航天等高端裝備制造和輸出放在同重并舉的地位高度重視，使其成為中國制造 2025 的主力產業，借此機會把中國打造為世界新能源高端裝備制造中心。
　　例如，以項目帶動產業創新， 以規模化開發帶動海上風電系統技術、系統裝備的研發，包括海上風機、海工裝備、運維設備等。上游可延伸到原材料，包括大型葉片的復合材料、高分子材料研發。下游可以推進整體解決方案，不僅提供整機而且提供服務型制造，包括下游的整體設計、海工設計、施工工藝等，形成整體解決方案。
　　除了上述提到的研發中心、制造中心外，張傳衛還提到，在傳統化石能源時代，游戲規則和話語權都掌握在西方國家手里。在當下的可再生能源時代，中國基本上與世界同步甚至處于領跑地位，中國完全可以抓住機遇，主導新能源標準化的各項規則制定，提供清潔能源服務的中國模式，成為世界清潔能源交易中心。通過發研、制造和交易“三個中心”的互力，推動中國從新能源大國向新能源強國的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