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能源研究所可再生能源發展中心主任王仲穎

　　日前出臺的《可再生能源發展“十二五”規劃》明確提出：到2015年，水電裝機容量2.9億千瓦（抽水蓄能3000萬千瓦）、累計并網運行風電1億千瓦、太陽能發電2100萬千瓦、太陽能熱利用累計集熱面積4億平方米……面對全球日益嚴峻的能源匱乏問題，開發利用可再生能源，已成為世界各國保障能源安全、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共同選擇。當前，包括光伏等可再生能源產業遭遇到市場困難，部分人士開始質疑，認為我國可再生能源發展太快太盲目。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能源研究所可再生能源發展中心主任王仲穎接受中國經濟導報記者專訪時表示，我國的可再生能源發展不是太快了、盲目了，是跟不上歷史的步伐，不僅不快，而且太慢了。
　　我國應加快推進發展可再生能源
　　中國經濟導報：目前業內有聲音認為，我國可再生能源發展過快，因而需要放緩速度，對此，您有何看法？
　　王仲穎：調整能源結構，改變能源利用方式，實現能源轉型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有力抓手。從1998年東南亞金融危機的時侯，中央就開始強調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到2008年再次發生國際金融危機，10年之間，我們的經濟發展模式并沒有明顯的轉變，到了2012年，受全球金融危機的拖累，我們的經濟增速放緩，處于較為有利地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調整期。兩次金融危機對我們造成的影響，使我們進一步清楚，現行經濟發展模式的不可持續性是因為以化石能源支撐的經濟增長已使我國的資源與環境幾乎到了承受能力的極限。所以，中國經濟發展的問題是一個能源可持續問題，解決了能源可持續問題就解決了我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問題。
　　可再生能源是本地資源、是清潔能源，可再生能源產業是國際公認的戰略性新興產業，是實現能源轉型、構建可持續能源系統的核心力量。如果我國的可再生能源產業能夠在我們未來的能源系統中起到中堅的作用，我們就能擺脫資源與環境的約束，我們的經濟就會可持續。讓人疑問的是，我國可再生能源產業的佼佼者一個發展勢頭非常好和具有光明前景的光伏產業，在美國的“雙反”下陷入發展困境；同時，在國家發展戰略支持的西部大開發地區，已建和在建的大型光伏電站面臨并網難的問題。縱觀歷史和國際經驗，我們認為，這不是技術問題，也不是成本問題，是現存能源利益集團的狹隘利益問題，這是國家戰略決策和可再生能源發展理念的問題，是我們要造福子孫后代還是要透支子孫后代財富的問題，這是一個急需深思的問題。
　　我國的可再生能源發展不是太快了、盲目了，是跟不上歷史的步伐，不僅不快，而且太慢了。未來能源系統的核心是電力系統，40年后，電力消費將占整個終端能源消費量的90%以上，如果儲能技術得到突破，可再生能源可以提供100%的電力需求。一個新型的能源系統，從發展初期到成熟沒有30或40年的時間是不行的，我們應該盡早啟動，但關鍵問題是以誰為核心來構建這個系統。
　　能源轉型，構建未來能源系統已是國際上公認的能源發展方向，德國和丹麥都是以可再生能源為核心來構建能源系統。目前，我國在風電和光伏發電方面，已經有了一個非常好的產業基礎，但其在整個能源系統的地位遠遠比不上德國和丹麥。有對比才能看到差距，為什么會是這樣，這里面還是有一個深層次的體制和機制問題，同時，我們對可再生能源發展認識不足，還沒有上升到能源發展戰略的高度。
　　發展可再生能源有助于我國能源結構調整
　　中國經濟導報：您認為加快發展可再生能源的必要性在哪里？
　　王仲穎：現在，我們就分析一下為什么需要進一步加快發展可再生能源。2020年，如果全國經濟總量達到110~120萬億人民幣（2010年不變價，GDP增速8.5%左右），一次能源消費量將到50億噸標準煤，按現有煤炭為主的化石能源結構發展趨勢測算，2020年全國化石能源的消費量不能超過40億噸標準煤，否則，40%~45%的單位GDP碳減排目標無法完成。因此，為了保證2020年40%~45%的單位GDP碳減排目標的實現，同時保障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中央提出的2020年實現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15%左右的目標，我們認為需要提升到20%左右，即2020年我們要生產出10億噸標準煤的非化石能源才能保證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并兌現我們對世界的減排承諾。如果體現到具體目標，考慮到核電的不確定性，在最大程度地開發水電的前提下，2020年，風電累計裝機需要達到2億千瓦，太陽能光伏發電達到2億千瓦，加上屆時水電、核電，以及生物質能，總計非化石能源開發量為10~11億噸標準煤。
　　實際上，以煤為主的能源結構，即化石能源支撐的經濟增長已使我國的資源與環境幾乎到了承受能力的極限，特別是在落后地區，為了“脫貧”而不惜拼資源、拼環境，個別地區甚至到了滿目瘡痍、慘不忍睹的地步；同時，東西部經濟發展的不平衡，西部開發其煤炭資源就必須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否則社會矛盾將日趨嚴重。因此，國內已有經濟學家提出，在新的時期，政府應以社會發展為中心。實際上，我們現在不開采化石能源資源，它就是我們留給子孫后代的寶貴財富，開發化石能源還是可再生能源已成為一個透支子孫后代財富還是造福子孫后代的問題。當前，轉方式調結構是使我國現行經濟發展模式走向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戰略舉措。能源是國民經濟發展的血液，沒有能源安全保障，就談不上發展經濟。要實現2050年基本建成現代化國家的發展目標，未來20~30年經濟仍需保持較快增長，解決了中國的能源問題就解決了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問題。
　　目前，需要引起我們重視的是，雖然近年來，我國可再生能源發展很快，但由于經濟的高速發展和產業結構的特點，導致能源需求增速同步增長，可再生能源占能源總量的比重不但沒有上升，反而有下降的趨勢，“十二五”末期乃至2020年非化石能源目標的實現面臨嚴峻挑戰。盡管影響發展的因素很多，轉變能源利用方式、調整能源結構是關鍵，特別是2020年能否實現用非化石能源支撐新的經濟增量目標，是能源結構調整能否取得實效的重要標志。
　　能源轉型：構建新型電力系統是關鍵
　　中國經濟導報：據悉，丹麥和德國在世界能源系統中的地位一直位居前列，它們發展可再生能源的經驗對我國有何可借鑒之處？
　　王仲穎：對于中國與丹麥和德國的差距，需要對比才能看出來。德國的土地面積與我國山東省面積兩倍相當，人口也與山東省相當；其電力裝機總量1.7億千瓦，而光伏發電和風電裝機已占總裝機容量的32%；從2002年到2011年，德國的可再生能源電力占電力消費的比重連續平均年增一個百分點，2011年，德國可再生能源占整個終端能源消費量的12.2%。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正使德國向其2050能源轉型的戰略目標邁出堅實的步伐。
　　我國太陽能和風能資源豐富，地域遼闊，僅陸地就可安裝風電機組26億千瓦；我國電力總裝機容量已接近11億千瓦，風電和光伏發電裝機不到5%，同德國1.7億千瓦總裝機容量和32%的風電和光伏裝機占比相比，我國發展可再生能源的潛力和優勢巨大。另一方面，對化石能源資源的“掠奪”已成為全球能源不安全的重要因素，我國化石能源資源人均占有量還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2/3，2011年石油對外依存度已高達56%，可再生能源資源是不能“移動”的本地資源，可以提供化石能源所能提供的一切終端能源品種。發展可再生能源可以有效地調整我國的能源結構、推動能源轉型，并促進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
　　實施能源轉型戰略，如何構建新型電力系統是關鍵，未來能源利用的主要形式就是電力，所有的能源利用目的都可以通過電力來實現。構建未來電力系統以誰為核心，這是一個目前必須明確的問題，德國的能源轉型戰略設計、丹麥完全擺脫化石能源的戰略目標，其未來電力系統的建設都是以可再生能源電力開發為核心。我們再也不能走“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老路了，發展可再生能源不是手段，它是目的和目標，是實現能源轉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前提目標。什么是手段，它是一個暫時性的東西，你覺得合適你就用，不好用你就丟棄，手段的采納和使用在很大程度上會直接反射出個人、個體和局部的利益；什么又是目標呢，從國家的角度講，目標是民主的決策，代表了最廣大范圍的人民利益，目標的實現直接體現的是全局利益、國家整體利益的最大化。當目標確定了，我們就應該不遺余力前赴后繼地去實現它。發展可再生能源是全局利益、國家利益最大化的事情。